十一月七日人大釋法之後，除法律界的黑衣遊行之外，香港暫未出現大型的抗爭活動，社會整體上似乎是接受了第五次人大釋法的現實。但是對此次人大釋法的質疑並未停息，不少民主派和法律界人士均認為此次人大釋法不僅毫無必要，甚至有「代港立法」、清洗「反對派」和破壞「一國兩制」之嫌。
事實上，本次人大釋法劍指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的「港獨」勢力，根本意圖在於劃出一條鮮明的「紅線」，希冀激進政治勢力望而卻步。人大釋法並未有意波及或擠壓民主派在香港的生存空間，其政治效果亦不像某些人士渲染的那般恐怖。北京認為，「港獨」威脅到的，首先是，但不僅僅是香港的繁榮和穩定，而更是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大釋法是遏制「港獨」的重要頂層設計方案之一。
警惕「四獨」合流
本次人大釋法的表面原因在於個別候任議員的不當言行，深層原因則在於中央對「四獨合流」的擔憂。長期以來，社會對於日漸抬頭的激進「本土」運動、「港獨」思維缺乏深刻認識，認為其只是一把「虛火」或一個「偽命題」。但當兩位候任議員將「港獨」的標語帶到立法會，公然宣揚「港獨」及侮辱國家和民族時，各界才驚覺「港獨」這把「虛火」已經燒向了香港政治體制，帶入到了政治生活。
不止於此，「港獨」人士還有與其他分離勢力合流之虞。「宣誓風波」尚未平息，兩位候任議員即赴台舉行「座談」，介紹香港「本土」運動。據媒體披露，梁、游在台期間與多位「台獨」人士會面，台灣官方也對此表態，坐實了「兩獨合流」的指控。此前幾日，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及港大學生會前會長馮敬恩在東京拍攝《跟住矛盾去旅行》期間與「疆獨」互動，王丹表示「港獨」應由香港人「公投」決定，馮敬恩則呼籲國際社會支持「港獨」，並稱未來與「疆獨」合作。《巴士的報》評論揶揄ViuTV為「港獨」及「疆獨」提供合作機會，反問「你話阿爺會點睇呢個局」。再結合今年早些時候「本民前」梁天琦與達賴喇嘛的會面，對中央而言，「四獨合流」或許不止是一個噱頭，而是真正能夠對國家安全與統一構成切實威脅的分離勢力。在此大背景下，人大常委會作出第五次釋法，是中央對幾股分離勢力可能合流威脅國家安全的預防性回擊。
今次中央頂住了反對釋法的壓力，毅然出手第五次人大釋法，事實上是一種頂層設計舉措。就本次釋法的內容來看，大體有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直接褫奪兩個「港獨」候任議員的就職資格，使之不得其門而入，類似「守前門」；二是要求宣誓人嚴守誓言，不得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堵塞了「港獨」的體制之路，更似「把後門」。
就前者而言，釋法條文要求宣誓人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拒絕宣誓者即喪失就職資格，宣誓無效者不得安排重新宣誓，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很明顯，梁、游二位候任議員的就職資格已被剝奪，僅待法院正式判決。
就後者而言，釋法條文要求宣誓人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虛假宣誓或在宣誓後從事違反誓言的行為將被追究法律責任。雖然釋法條文並未規定具體的「法律責任」為何（事實上，規定法律責任也超出了人大釋法的範圍），但是這一條款顯然針對的是「陽奉陰違」或「心口不一」的宣誓行為，事實上希望由此杜絕「港獨」「議會革命」的可能，堵塞「港獨」進入體制或謀求建制化之路。僅觀察這個層面，本次釋法的影響將是深遠的。
釐定「兩制」空間
本次「人大釋法」實質上釐定了「一國」之下「兩制」界限與空間。「一國兩制」並非嚴謹的法律用語，其界定和實施都有很大的彈性空間。當京港關係良好，「兩制」的空間可以被擴大；當京港關係惡化，「兩制」的空間就會被壓縮。但這並不意味着「一國兩制」毫無底線。歸根結底，當「一國」的底線（如核心利益）受到衝擊或威脅時，代表「一國」的中央將會出手維護和糾偏。
以司法制度為例，《基本法》第一五八條有關本法解釋權的規定，既有體現「一國」的方面，也有突出「兩制」的方面。《基本法》解釋實行的是一種「雙軌制」——人大常委會和特區法院都有權解釋《基本法》，前者的基本法解釋權是固有的和終局的，後者的基本法解釋權是被授予的和有條件的。但由於中央很少行使《基本法》解釋權（回歸至今僅有五次）且香港的普通法制度得以延續，香港社會大眾可能對人大釋法的認知有所偏差，認為人大釋法等同於插手香港司法制度、干涉香港司法獨立。
就某些民主派人士所指摘的「代港立法」而言，不得不承認的是，本港未有必要的、足夠的可用法律機制以抵制「港獨」的入侵。否則一次小小的「宣誓風波」就不會將立法、行政、司法三個機關都捲入其中，令它們陷入一種尷尬境地。行政長官三番五次正告「港獨」的危害，但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港獨」勢力坐大，躋身立法會並公然宣揚「港獨」。儘管《基本法》若干條文都體現着國家主權，但當香港政府、社會和法律界不願或無法應對「港獨」挑戰時，中央只能以主權者的身份出場。此次人大釋法就是為遏制「港獨」提供足夠的法律依據。人大釋法不啻於遏制「港獨」的釜底抽薪之作。然而，是否能夠真正阻絕「港獨」形成氣候並進入體制，尚待香港政府和社會協同反應。
一言以蔽之，「港獨」坐大只會讓香港和中央陷入雙輸的境地。香港沒有「獨立」的資本，中央更不會任由香港「獨立」。反對和遏制「港獨」，不僅是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中央政府的憲制責任。「獨立」不是香港的選項，這應該是一個最基本的常識。
朱國斌，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章小杉，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