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大部分「惠港政策」原意幫助香港，但因香港本身產業和經濟結構的問題、政策設計層面的問題，以及其他種種因素，使「商」、「港」、「民」三個主體未能均衡受益，甚至出現受損的情況，矛盾便因此出現/資料圖片

　　文|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 洪雯博士

　　無論是國家給予的各項「惠港措施」，還是當前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的模式和方向，均未深入分析過受益的主體是誰；「惠港」這個詞，未能區分三個重要概念，即「商」─香港企業、「港」─香港整體經濟、「民」─香港人。三者並非對立，而是存在互相支撐、互相依存的關係；但同時，三者又並非完全一致，並非任意一者受益，三者都能均衡分享。/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 洪雯博士

　　「國家給了香港這麼多優惠政策，為何香港人還不領情？」對很多人─既包括大部分內地人，也包括不少港人─而言，這是一個難解的疑問。

　　為何香港人不領情？

　　自回歸以來，每逢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內地媒體都會製作香港回歸專題，講述國家與香港各個層面的關係，亦凸顯國家在各個範疇對香港的呵護─從開放市場給港商投資、開放自由行來港旅遊，到內地企業來港上市、投資等，均被視為「惠港政策」。不少民眾均覺得，香港人佔了國家的大便宜。

　　而在香港，幾乎每年的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都會有國家領導人訪港，送上國家給香港的「大禮」，先後包括《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以及其後每年一簽的補充協議、前海、廣東自貿區、「十二五」規劃港澳專章等等。

　　有必要辨析「商」、「港」、「民」三個概念

　　國家的「惠港措施」一項接一項，可現實情況卻是香港的競爭力出現不斷弱化的趨向，而港人對「惠港政策」也並不全部「買帳」，兩地矛盾日益激化，年輕一代對國家的離心力日增。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筆者個人認為，無論是國家給予的各項「惠港措施」，還是當前香港與內地經貿合作的模式和方向，均未深入分析過到底誰是受益的主體；「惠港」這個詞，實際上未能辨析三個重要概念，即「商」─香港企業、「港」─香港整體經濟、「民」─香港人。

　　香港企業VS香港整體經濟

　　以CEPA為例，CEPA是內地與香港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是國家「惠港措施」的重頭戲，率先對香港企業開放內地的服務業市場。2003年，香港受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的嚴重衝擊後，由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港簽訂CEPA，作為國家扶持香港的「大禮」。之後，每年七一，均有國家主要官員來港，簽署CEPA補充協議；2011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再次來港送「大禮」，提出「內地對香港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亦是以CEPA為載體。在CEPA的推動下，香港在內地的服務業投資不斷擴大，佔香港在內地投資總額的比例逐年上升，估計已達40-50%。

　　不過，深入分析，香港服務業大舉投資內地的趨勢，對香港企業和對香港整體經濟所帶來的影響並不相同。

　　對企業而言，有能力跨境運作的企業，通過產業轉移，獲得了內地更低的成本及更大的市場。

　　然而，正如我在本欄過往文章中分析過的，產業轉移對香港的整體經濟而言，卻是一把雙刃劍：既有「擴大」效應─即企業投資境外後將業務引來香港，增強香港的服務功能，或者將利潤轉來香港，香港稅收增加；但也有「遷移」效應─企業將原本在香港運作的部分工序遷移至境外，導致香港的就業，尤其是中、下層就業流失；乃至出現「替代」效應─企業將業務整體搬入境外，從境外香港及整個區域服務。在香港本身尚未能培育起新的經濟增長點時，「遷移」和「替代」效應會導致中層，及中下層職位流失，就業結構將進一步兩極分化。

　　可見，CEPA對於得到內地市場的港企而言的確是「大禮」，但對香港整體經濟而言，卻是有利有弊。

　　同樣被視為「惠港政策」的前海發展，其實也未能區別「香港企業」和「香港整體經濟」這兩個概念。2012年，中央代表團在來港慶祝香港回歸15周年之際，宣布的「惠港政策」中，重要內容便是前海。

　　前海被命名為「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但其發展定位和整體規劃是由深圳一方主導、並根據深圳自身的發展需要而制定；「國際一流的金融中心」、「總部基地」、「亞太地區重要的生產性服務業中心」、「世界服務貿易重要基地」等發展定位，毫無疑問是為了配合深圳自身未來的發展目標。前海的戰略也非常清晰─瞄準香港現有的支柱行業，借助香港的產業優勢，帶動自身的發展，打造深圳金融和現代服務業中心。

　　從深圳一方的角度來看，在其自身的地域範圍內，按自身的需要來謀劃前海的發展本屬無可厚非，香港無疑必須尊重和支持。對於可以通過前海獲得內地市場的香港企業而言，前海也的確是「大禮」。

　　然而，前海將如何配合香港整體經濟的發展需求、前海若成功發展成為金融和高端服務業聚集區，香港整體經濟將會如何受益，無論是深圳一方還是香港一方，並未深入探討且對香港社會解釋過。

　　香港整體經濟VS香港人

　　無疑，在香港尚未能找到新的增長點時，優勢產業大舉向外投資，對整體經濟並非是好事。但反過來，內地企業到香港投資，利用香港作為營運基地，將經濟活動帶來香港，協助香港鞏固金融、貿易物流、服務中心的地位，應能讓香港整體經濟受益。

　　然而，整體經濟獲益時，需要問的問題是，香港人能否分享？

　　我曾聽說過一個這樣的案例：一位來自內地的金融精英，在香港管理數以百億計的基金，卻深以自己在港25年從不看香港新聞、整個公司只有一位香港人做基層職員為榮。

　　其實，這並不是個例子。在香港投資的內地企業、內地精英，不少都不慣用香港人。箇中原因，有香港人自己的問題─不了解、不學習如何融入內地企業的文化。但對內地企業和精英而言，或者從內地派員來港、或在香港聘請內地海歸或內地來港畢業生，均非難事，又何必自找文化磨合的麻煩？反正香港對其而言僅僅是一個經營的平台，並非核心市場，在此經營根本無需本地化，無需扎根。

　　這一趨勢也同樣開始出現在外企當中。今日的中國，早已不再僅僅是生產的基地，而且還是主要的市場。能否了解內地、幫助企業拓展內地市場，是企業用人的關鍵。既然香港能方便聘請到有內地背景的員工，也就可以少用港人。

　　這種趨勢，也開始蔓延到部分以內地為主要市場的本地企業。也就是說，在職場上的某些範圍，本地人在競爭中相對處於劣勢；年輕人的「被剝奪感」，一定程度上便由此而生。

　　再來看看有極大爭議的自由行政策。自由行的實施，將消費帶來了香港，在幾年之內極大地興旺了香港的零售業，也帶動了基層的就業，整體經濟因此受益。

　　不過，香港零售業整體被地產綁架，旺景時商舖瘋狂加租，受益的首先是業主，其次才是品牌商和零售商。零售興旺帶動整體租金、樓市、物價飆升，出現「擠出效應」，很多小商販及其他行業中的小企業無法生存，同時還帶來擁擠、衛生等民生困擾，成為引爆兩地矛盾的導火線。

　　可見，大部分的「惠港政策」原意是幫助香港，但是，因香港本身產業和經濟結構的問題、政策設計層面的問題，以及其他種種因素，使「商」、「港」、「民」三個主體未能均衡受益，甚至出現受損的情況，矛盾便因此出現。

　　本地經濟政策同樣未區別「商」、「港」、「民」

　　事實上，香港本地的政策設計亦混淆了「商」、「港」、「民」三個概念。

　　過去這十年，香港的競爭力開始倒退，經濟出現結構性的矛盾，包括產業結構單一、中層就業增長嚴重不足、就業嚴重兩極分化等。出現這些問題的一個核心原因，便是香港簡單化地利用其經濟腹地，通過產業簡單轉移來解決企業所面對的成本上升或市場狹小等問題；過去製造業是如此，今天服務業亦是如此，而未深究通過產業向內地轉移雖解決了企業的問題，但能否解決整體經濟所面對的問題？製造業轉移之後，香港走向了服務業；而服務業轉移之後，香港未來又將何去何從？

　　近來，「一帶一路」成為熱點。「一帶一路」無疑對全球發展都將帶來深遠影響，然而，提到「一帶一路」的機遇，政府及商界領導人所思所想，還是推動香港產業走出去，到「一帶一路」沿線去投資。但是，香港應該採取怎樣的策略，避免產業出走而可能出現的空心化，讓走出去的企業能把商機帶回香港，幫助解決香港整體經濟面對的產業單一化、中層就業流失、「中產向下流」、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等問題，並沒有人深入研究並向社會闡述過。

　　「商」與「港」的發展，應讓「民」分享

　　無疑，「商」、「港」、「民」這三者互相依存：若企業得不到發展，不但整體經濟失去動力，民眾的就業亦堪憂；而若整體經濟無優勢，有能力的企業自然轉移他地，民眾亦會受損。

　　但是，這三者的利益並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完全一致的；其中一方受益，不代表三者都受益。究其實，「商」與「港」的發展，要讓民眾分享，才能鞏固民心，才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所在。

　　目前，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全球範圍興起。背後的根源，便是在全球化下，企業、國家、民眾這三者並未能均衡受益，甚至某一方利益受損，而各國並未能處理好這一弊端，使民眾對全球化產生懷疑和抗拒。香港本土意識的膨脹，亦是如此。

　　未來的香港，何去何從？對於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決定因素，便在於香港在設計發展政策時、在推動與內地的經貿合作時，能否辨析「商」、「港」、「民」三個概念，並兼顧三者利益。若三者能得到均衡發展，香港的持續繁榮穩定應該可期。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