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三十多年前中英兩國政府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時，還是二十多年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時，人們都難以預料二三十年後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會如此懸殊，形成尖銳的階級對立。因此，關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保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規定，被普遍理解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所謂「黃金三十年」形成的香港的繁榮穩定，將會原封不動地保持下去。

　　生活的邏輯勝過思想的邏輯。今天，我們必須面對現實。第一，九七前留下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沒有避免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相反，社會不公現象愈益惡劣；第二，造就「九七」前經濟繁榮的經濟理念，在九七後急劇變遷的外部環境和內部背景下，成了經濟轉型和發展的絆腳石。經濟得不到轉型亦即無法開拓新的增長空間，意味着青年及低層人士難以向上流動。

　　精英與大眾矛盾白熱化

　　這一切，有全球普遍性的原因，今天，全球所有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都面臨類似問題；同時，亦有香港的特殊原因，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便是過於執著「五十年不變」，以為九七前留下的一切，包括「積極不干預主義」，都是金科玉律。

　　假如香港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拓展本地高科技產業，形成比較健全的產業結構。假如特區政府的財政政策不拘泥於「蕭規曹隨」，而是在「二次分配」上下功夫。那麼，今天香港的經濟很可能已上一層樓，貧富差距很可能不至於改變社會分層結構，蛻變為階級對立。

　　在不能算短的一段日子裏，人們認為香港實踐「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力量，是香港的工商界和專業界別。全球範圍實行所謂「民主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其實都是由工商界和社會精英治理，這是一脈相承的。

　　今天，放眼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的工商界、社會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矛盾到了白熱化程度。英國公投脫歐是一個例證，美國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總統大選是又一個例證，較小的例證不勝枚舉。

　　在二○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前，人們還普遍以為，愛國愛港與「拒中抗共」兩大政治陣營的對壘，是同香港社會階級分野不相扞格的。然而，從二○一二年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開始，人們便看清楚：不僅在同一政治陣營內部存在着難以調和的不同利益集團，而且社會階級對立在一定程度上同政治陣營劃分相交叉。現屆政府為什麼無法在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和取消強積金對沖上取得突破？就因為缺乏足夠的政治能量推動工商界向勞工界讓步。

　　香港必須為標準工時立法，也必須取消強積金對沖，這是香港社會進步的應有之義。假如歷屆政府在推動經濟轉型、拓展經濟增長新空間和「二次分配」上已有所成，那麼，現屆政府就可能處理掉這兩個公共政策課題，而不必留給下屆政府。如今，需要下屆政府接手，反證以往過於執著「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何等落伍。

　　政府需反思與時俱進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活生生的偉大事業，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堅決「與時俱進」。

　　首先需要從特區政府做起。最近，媒體批評兩件事，應當引起政府重視。一是在香港電燈公司與政府之間的《管制計劃協定》於二○一八年屆滿前，批准前者投資四十一億港元興建一台天然氣發電機組（L11），部分可在現行《管制計劃協定》入帳。《明報》九月二十三日社評稱：「此事有兩點值得商榷。首先，現行管制計劃到二○一八年到期，L11的投產日期在下一個管制計劃，政府容許港燈提早兩年入帳，即是修改了現行管制計劃，利益向港燈傾斜。這種在管制計劃期內讓電力公司獲取更多利潤的安排，卻讓港島居民負擔更多電費，政府事前不讓公眾或相關專家學者參與討論，過程欠缺透明度。」「其次，歷來兩電資料，大多以商業機密為由絕少披露，公眾根據僅有資料，無從判斷兩電的收費或電力結構是否合理。今次港燈獲准興建的L11，按現行二○一四至二○一八年港燈發展計劃本已擱置，突然敗部復活，政府解釋為要落實二○二○年燃料組合；不過，兩電發電燃料比例，過去政府未清晰申明，現在才說港燈燃氣發電比率將由百分之三十四增加至二○二○年的百分之五十及二○二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五，寥寥數字解釋興建L11，是否可信或只為合理化批准興建L11的需要，外界無從判別。」

　　另一件事是將於本月二十三日正式通車的港鐵觀塘線延線的何文田站。該站共八層，依山而建，其中A3出口緊鄰豪宅「天鑄」，該處居民只需步行不足一分鐘即可抵達；相比較，擁有一萬八千多人口的愛民邨的居民，需步行七至十分鐘，走過一條「無遮無掩」的斜路，才能抵達B2出口，而愛民邨是「老人邨」，六成以上居民為長者。

　　政府有關人士也許無意優待香港電燈和豪宅「天鑄」居民，但是，面對批評，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