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年幼時，適逢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一九三七年發生「盧溝橋事變」，中國抗日戰爭由此全面爆發。這時離一九三一年日本開始入侵東北，已經過了若干年。日本佔領東北進入北京後，狼子野心暴露無遺，全民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

　　當時筆者在馬來西亞出生，六歲那年，日軍南下侵略整個東南亞，馬來西亞迅速淪陷。日軍佔領馬來半島後，打到哪兒殺到哪兒，且專挑華僑來殺，殺人魔王山下奉文更以「馬來西亞之虎」震懾四方，連六歲大的小孩聞其名已知恐懼。長大一些，在父輩們的交談中，得知吉隆坡、柔佛、新加坡等大城市遇害的華僑家家無全口，小地方被滅村的也有。小小年紀感受到的不是童年兒戲的歡樂，而是人間戰禍的悲痛。

　　戰後，我人生第一天上學，便跟着老師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在海外華僑中傳唱時，還未成新中國國歌，但歌詞與振奮人心的旋律，早已在日軍刀鋒過處的南洋華僑中，被當作救亡曲來傳唱。在生命處於絕望時，最大的希望便是中國不會亡！

　　要人權必須鞏固主權

　　以上這段文字，用做本文討論人權與主權命運共同體的開場白，更具意義。當下有些港青不知抗戰時期的救亡運動，更不知有鴉片戰爭後的八國聯軍瓜分中國，加上地方勢力推動「軍閥割據」，中國四分五裂，血性的中華兒女如孫中山，才會奮不顧身推動辛亥革命。與此同時，另一批青年有感於全民武裝才是救國的有效良方，毅然在延安建立救亡武裝基地。孫中山死前告訴國人：革命尚未成功。他說自己一生致力於革命事業，是要爭取世人以平等待我同胞。毛澤東也告訴國人，過去百年中國逢戰必敗，根本原因是國人缺乏「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孫毛兩人的救國動機可說同出一轍：要人權必須要鞏固主權。

　　主權是國家存亡的根本，中國弱勢抵擋不住外來侵略，主權也就蕩然無存。孫與毛都深知要維護中國人的人權，必須先振興中國。孫中山說自己投身革命事業是要世人以平等待我中國人，毛澤東教導國人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國救亡運動的兩位領袖，都在國難中體會到要人權必須先要主權，兩者是命運共同體，國家失去主權，國民便喪失人權。日本侵略軍在華隨意殺人，正好說明先拉倒中國主權再拉倒中國人權。港青有人不願讀中國歷史，不知中國政府將主權視為神聖不可侵犯。對「台獨」「藏獨」「疆獨」與「港獨」，中央政府既有責任維護國家主權，便必須要確保主權之牆滴水不漏，嚴拿重緝分裂國家主權的組織。為了維護主權動用重典，絕不是「獨裁」，更非「專制」，因為主權的尊嚴與完整絕無妥協的餘地。對內部分離主義絕無妥協餘地，對外來瓜分列強也一樣沒有妥協的空間，否則便不是民主，是投降、亡國。

　　為什麼說維護國家主權要用重典？實施重典不是不民主，因為一旦主權不保，人權也跟着像「骨牌」那樣倒下，失去人權還說什麼民主？中國近代無論是孫中山的民國，或是毛澤東的共和國，對清除破壞主權的叛亂抓得非常緊，因為近代中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境、面對的敵人，不是虛擬的。日軍在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長達八年，殺害我同胞不下三千萬人，這是虛擬的敵人嗎？八國聯軍瓜分中國，予取予奪，是虛擬的敵人嗎？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接着冷戰，中國仍被外強圍堵，在台灣海峽，還有美國第七艦隊游弋，展開軍事對峙，間中還有韓戰與越戰，既有軍事制約，更有經濟封鎖。試想處在這樣危險的國際環境中，中國政府能不嚴防死守以維護主權完整嗎？

　　「港獨」顛倒是非關係

　　說到「港獨」，港青中有人不更國難世故，竟然無感於鄧小平決然地要收回香港主權的歷史，要求將鴉片戰爭失去的香港切割出去，另行「獨立建國」。這不但是對中國歷史的無知，更是對中國的國難無感，將主權與人權的關係是非顛倒。任何對國際人權法有認識的人，都會告訴這些港青，在個人追求人權的同時，也要追求對國家的責任承擔，權利與義務是相輔相成的，絕非互相抗拒。對國家履行的責任，便是竭盡所能維護國家主權完整。要求「港獨」，是分裂國家主權，在香港歷史背景下，這是挖中國的歷史瘡疤，更是挖中國主權的「牆角」，同時也侵害中國人的人權。因為舉世都沒有無主權的人權，人權存亡的先決條件是國家主權，主權與人權是唇齒相依的關係。

　　「港獨」的藉口是中國政府不尊重人權，連聯合國都不敢說的這句話，卻由幾位入世淺薄之青年信口開河，妄自菲薄中國！港人閱世已深之士當會有自己的判斷，更何況「港獨」衝着中國主權完整的敏感神經，又怎能不被十三億人民聲討，怎能避過分裂主權的人禍？所謂「初生犢不畏虎」，一語道盡了年輕不識不怕的世情！若由無知來引領有知，那真是香港的不幸矣！

　　 原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