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國海局勢在「後仲裁時代」依舊維持着一定程度的緊張局面。7月，東盟（ASEAN）外長會議未就南海問題對中國立場達成一致，但8月中國與東盟國家在滿洲里舉行會談，雙方就「應對海上緊急事件外交高官熱線平台」和「海上意外相遇規則」兩議題達成共識。不過，同期新加坡呼籲南海爭議各方遵守國際法，總理李顯龍出訪美國時亦表明希望美國繼續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此中國官方就表態稱，希望新加坡尊重中國國家利益，在南海爭議一事「保持中立」。就此，筆者採訪了南洋理工大學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副教授Alan Chong博士。Chong博士是研究東南亞政治經濟和外交戰略的專家，尤其對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有深入研究。Chong博士早年任職於新加坡國防部，也曾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本次採訪分為以下三個部分：「中新兩國關係」「ASEAN與南中國海爭端」和「大國政治與新加坡外交」。

中新兩國關係

沈：目前新加坡是中國在東南亞的最大貿易夥伴。對新加坡而言，與中國的關係包括哪些關鍵利益？兩國目前關係發展又有哪些領域受到阻礙？

Chong：對新加坡而言，與中國的經貿往來自然是兩國關係核心利益所在。除此之外，鑒於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體量和角色，新加坡希望中國能為亞太地區局勢穩定做出積極貢獻。中新兩國在「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上有諸多共識，但新加坡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爭端中的立場有所擔憂。

沈：中國與新加坡兩國「硬實力」（hard power）差距頗大，新加坡如何處理對中國的關係？

Chong：新加坡希望與中國發展「建設性夥伴」關係，共享有益的發展理念。新加坡和中國都是在極為艱難的境遇中謀求經濟繁榮和穩定，雙方都重視「善政」（good government）和政治穩定，追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這些都是兩國共有的戰略性關切。在「天津生態城」等中新經濟合作項目中，新加坡致力於與中國既有的資源和技術實力進行互補。新加坡受自身資源所限，不得不精於用有限的資源取得最大回報，而這正是中國亟需的管理技巧。新加坡通過經營在中國的項目，可獲得新加坡本地無法擁有的大規模開發運營經驗，然後將經驗推廣至第三國項目中。此外，新加坡企業也可以通過參與在中國的合作項目進入中國市場。最後，眾所周知，中國也密切關注新加坡作為一黨制國家如何維持社會和政治穩定。

沈：當我們談論中新關係時，ASEAN扮演怎樣的角色？

Chong：當我們將新加坡作為東南亞國家的地緣政治關切和中新關係結合來看，ASEAN就扮演了重要角色。新加坡始終希望與中國和與ASEAN的關係不發生衝突，如新加坡力促中國與ASEAN達成自貿協定。在ASEAN內部，新加坡與各成員國一致認同將「避免使用武力」作為地區建構的一環，而一旦南中國海發生軍事衝突，這一原則就會受到挑戰。這正是新加坡需要與中國在政治層面謹慎協調之處。新加坡不能放棄其對ASEAN的責任，而中新關係尚不能達到「聯盟」水平。從這一角度來看，新加坡始終會對其他ASEAN國家抱有同情，並作為其利益相關方。新加坡與菲律賓的關係即是如此。總之新加坡作為一個小國，必須在外交上謀求平衡。

ASEAN與南中國海爭端

沈：你如何分析目前南中國海的局勢以及中國在此區域的戰略目的？

Chong：對中國而言，「伸張主權」無疑是其最明顯的目標。在收復了前殖民地香港、澳門之後，中國不意外地會更加注重台灣、南沙群島、西沙群島和釣魚島。除了領土主權問題，經濟資源利益也很重要：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都被認為富含油氣資源，並有大量漁業資源。中國的漁民自然希望獨享這片海域的捕撈權，但是相關海域的其他聲索國漁民同樣對這些漁業資源有所主張。對中國而言，1949年之前的政治史意味着南中國海問題「事關重大」，但誰也不能否認，《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亦賦予了其他聲索國在這片海域的合法權益。各個爭端國家關於「歷史權益」的主張近乎無頭公案，誰又能聲稱自己的歷史權益高於他人？南中國海糾紛可能會長期僵持下去。

沈：中國長期以來要求通過與爭議國進行雙邊談判以解決南中國海爭端。ASEAN作為一個區域組織，在這一爭端中的利益和立場是什麼？

Chong：ASEAN的利益可從兩方面分析：首先，越南、馬來西亞、文萊和菲律賓這四個爭議國都是ASEAN成員國，它們有充分的外交理由將ASEAN作為重要的發聲平台。其次，ASEAN本身的各項機制和《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等文件，都包含「以和平方式處理領土爭議」的原則。ASEAN成員國的共識是，如果領土爭議難以在短期內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方就不應急於為解決爭議設定固定時間表。因此，ASEAN必然是南中國海爭端的持份者，不過它的利益和立場完全是以「維持地區和平、促進經濟繁榮」為出發點。

沈：新加坡與中國並無領土爭端，但其是ASEAN重要成員，新加坡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利益和立場又如何？

Chong：新加坡是ASEAN創始國之一，為ASEAN作為維持地區和平的存在有巨大付出，廣受尊重。這些都是新加坡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的間接利益所在。此外，新加坡是貿易大國，對各國在南中國海於國際法保障下的航行、飛越自由有着重要訴求。再者，新加坡與中國和其他ASEAN成員國都保持良好的關係，這讓新加坡享有特殊的「中間人」身份。如果中國和ASEAN成員國爭議方希望開闢另外的渠道來討論爭議、減少摩擦，新加坡將是最合適的場合。

沈：在最近的評論中，你指出常設仲裁法院（PCA）就「菲律賓訴中國案」的「建設性模糊」判決，正好為ASEAN的外交提供了空間。「ASEAN Way」作為處理ASEAN內部關係的準則，如何適用於處理ASEAN對外關係，尤其是處理與中國的關係？

Chong：「The ASEAN Way」的要旨在於，通過共識而非武力作出決定。這對南中國海問題尤為關鍵，因為它不對各爭議國的主張作出非黑即白的判定，而是強調保持對話。ASEAN在南中國海問題上看似被動的政策，正是為了保持足夠的政治空間促成對話。事實上，儘管目前中國官方認為PCA的判決無效，但仍認同達成「南海各方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的目標。後者正是基於中國與ASEAN就南中國海問題進行的多輪對話，以及雙方在1992年達成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f Conduct）。

大國政治與新加坡外交

沈：中美關係如何影響新加坡的利益？

Chong：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新加坡與中美兩國發展了特殊的關係，中美私下都曾就亞太地區局勢諮詢新加坡。新加坡希望將中美關係與日本在地區安全中扮演的角色聯繫起來：中美日三國中任意兩國都不應合力對付第三方，三國間頻繁的經貿文化往來，應當成為阻止三方關係滑坡的剎車。一旦出現武力衝突，對三方利益都不利，亞太地區的局勢也會失序。在這一方面，新加坡樂於向中美提供自己的意見，並且當中美兩國關係中一方過於逼迫另一方時，新加坡也會試圖緩和矛盾。在大國政治中，新加坡硬實力太小，但來自小國的意見往往對大國處理彼此間長遠關係有重要價值。如果亞太地區爆發另一場大國戰爭，新加坡注定難以為繼，它依賴每一個大國。

沈：你認為未來中美關係會如何演化，新加坡又將如何應對？

Chong：理論上，中美兩國複雜的相互依賴關係，應當阻止兩國爆發任何劇烈衝突，但這並非大國外交決策的現實。在危機時刻，兩國考量國家利益的視角差異顯著。這就需要兩國努力發展非正式外交關係，並有意識地構築一個「建設性政治緩衝區」。如果中美雙方政治軍事精英都持善意和包容的態度，中美關係可以渡過絕大部分危機，無論是非理性的領袖換屆還是海上意外衝突。新加坡當然願意提供這方面的諮詢，但這取決於中美兩國是否對它們的關係作長期考量。

沈：你曾將新加坡外交思想總結為「精煉的現實主義」（abridged realism），它如何指導新加坡在亞太大國政治中進行外交？

Chong：這一外交思路是，在「戰略野心」上保持謙虛，但積極把握一切可能機會嵌入國際經貿體系。新加坡積極發展與各國家地區的自由貿易協定，即這一思路的實踐。在亞太地區，「區域化／全球化」與「大國政治」的運作邏輯是矛盾的，新加坡則致力於緩和二者之間的對立，包括強調「多邊主義」「多贏」等。「精煉的現實主義」意味着新加坡更關注各方「做」了什麼，而非「說」了什麼。有的國家對衝突另一方口誅筆伐，但在經貿文化交流實踐中頗為友善，新加坡外交決策者就傾向於從後者而非前者來解讀外交信號。

本文由國際關係研究協會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