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左起：蕭乾、曹禺、沈從文、靳以，都曾在《大公報》副刊上發表過作品\網絡圖片

　　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的文學期刊較少，並且僅有的文學期刊都存在時間很短，只有在1933-1936的《紅豆》活動時間較長。隨着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批大陸文人南下香港，香港短時間內湧現出大量報刊，文壇異峰突起。就報紙文學副刊而言，最有名的是四大副刊。

　　《立報》由著名報人成舍我創辦於1935年，上海淪陷後停刊。1938年4月1日，中共投資2000元港幣，薩空了在香港復刊。薩空了請時在香港的茅盾編《立報》的「言林」副刊，茅盾答應了。茅盾在《言林》副刊「獻詞」中說：「《言林》不拘於一種戰術：陣地戰、運動戰、游擊戰，凡屬拿手好戲都請來表演。」「言林」刊登雜文、短論、詩歌等，主要作者有杜埃、林煥平、李南桌、黃繩、袁水拍等。為適應香港的報紙風格，茅盾安排了一個連載長篇小說，那便是茅盾親自執筆的《你往哪裏跑？》，刊登於《立報．言林》1938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據茅盾自己說，由於不太適應香港邊寫邊登的風格，這本長篇小說寫失敗了。此書後來於1945年在重慶出版單行本，改名為《第一階段的故事》。《立報》三版上半版是本港消息版，下半版是由薩空了本人負責的副刊「花果山」，這個副刊連載了張恨水的長篇小說《桃花港》。四版上半版是國際新聞，下半版是副刊「小茶館」，仍然由薩空了編輯，刊載過金秉英的長篇小說《蓼莪》，也刊登讀者來信等。薩空了主編期間的《立報》，重視宣傳中共的理論政策，並發表來自於中共駐香港辦事處的資訊，還輸送香港進步青年去延安，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不過，《立報》的銷路並不好，據茅盾回憶：「那時候《立報》銷路不好，天天賠錢，大有維持不下去的樣子。原因當然是《立報》『孤軍作戰』，敵不過那些盤踞香港幾十年的黃色小報。」

　　皖南事變後，據周恩來的指示，在廖承志的領導下，剛從桂林和重慶撤退到香港的進步文人於1941年4月8日創辦了《華商報》。《華商報》社長范長江，總編胡仲持，主筆張友漁。《華商報》副刊「燈塔」，由夏衍負責。在《燈塔》創刊日，夏衍發表了一篇《不能免俗的介紹—算是發刊詞》，其中提到：「本報是一張晚報，而《燈塔》只是一張晚報的文藝化的綜合副刊，所以我們這裏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臉，打諢插科，但他方面也並不打算扯長了面孔說教，『燈塔』是我們讀者在一天工作疲勞之後，可以不費力氣地在燈下披誦的讀物，像一杯清茶，像一張小夜曲的唱片，要做到的是儘管不一定能夠滋養和振奮，但也未始不足以爽氣和清心。」「燈塔」的連載小說，最有名的是茅盾的《如是我見我聞》，刊登於「燈塔」1-29期。「燈塔」還連載了另外一些名篇，如巴人的《沉滓》、艾蕪的《故鄉》兩個長篇小說，其他還有鄒韜奮的《抗戰以來》、范長江的《祖國十年》、千家駒的《抗戰以來的經濟》等。

　　如果說，《立報》和《華商報》較具政治格局，那麼《星島日報．星座》和《大公報．文藝》則較具文藝色彩，顯示戰時中國文學的成就。

　　上海淪陷後，戴望舒於1938年5月南來香港。8月1日，《星島日報》創刊，戴望舒經陸丹林介紹應邀主持《星島日報》文藝副刊「星座」。戴望舒並非左翼作家，他既是「文協」香港分會的理事和宣傳部負責人，又是國民黨「中國文化協進會」的理事和宣傳部主任，左右逢源。在「星座」上，戴望舒的長處是能夠團結了不同派別的作家，使得「星座」群星薈萃，正如他自己所號稱：「沒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沒有在《星座》裏寫過文章的。」「星座」上出現了不少現代文學的優秀作品。1938年8月1日-6日，「星座」第1-6期，刊登的是施蟄存的連載小說《進城》6節。1938年8月7日-11月19日，「星座」陸續刊登了沈從文的連載小說《長河》67節。蕭紅還在重慶的時候，就把《曠野的呼喊》交給戴望舒，這篇小說從1939年4月17日起至5月17日止，在「星座」上刊載了一個月。到香港之後，蕭紅將她一生的代表作《呼蘭河傳》也交給戴望舒在「星座」上連載（從1940年9月1日到12月7日）。在「星座」上連載的長篇小說，還有端木蕻良的《大江》、蕭軍的《側面》、沙汀的《賀龍將軍在前線》等。戴望舒本人也在「星座」上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和譯作，著名詩作《元日祝福》就發表在1939年1月1日的星座上。

《大公報》創刊於1902年，在現代文學史上以副刊馳名，是三十年代中國京派作家群的主要陣地。抗戰以後的1938年8月13日，《大公報》在香港創刊，「文藝」副刊由蕭乾主持。一年以後，蕭乾去英國，他推薦左翼作家楊剛接替自己的位置。港版《大公報．文藝》創刊的時候，《星島日報．星座》剛剛創刊兩個星期，兩個副刊都名家薈萃，不過由於編輯的來歷不同，《星島日報．星座》與《大公報．文藝》的作者隊伍還是有些差別的。戴望舒來自上海，熟悉上海的文人，尤其是現代派的文人，因此《現代》的老朋友施蟄存、杜衡、路易士等都積極為《星島日報．星座》寫稿。蕭乾依靠的是北方京派文人的班底，沈從文，巴金、靳以等是主要撰稿人。當然，文學名家就那麼多，重複在所難免。如沈從文是《大公報．文藝》的前任，又是京派文人的首領，當然成為蕭乾的堅強後盾，不過他同樣支持戴望舒編的《星島日報．星座》。《大公報．文藝》伊始，沈從文一邊即在《大公報．文藝》上連載長篇小說《湘西》，他同時也在「星座」上連載長篇小說《長河》。由此，我們也可見沈從文在當時文壇的熱度。

　　蕭乾後來回憶說：「那時詩人戴望舒在編《星島日報》的副刊，他同上海作家們的聯繫比我密切。為《大公報．文藝》寫稿的，則大多是從平津奔赴延安或敵後以及疏散西南或西北幾所大學的。」從平津疏散到西南和西北的兩部分作者，成為《大公報．文藝》的重要特色。西南的文人主要指西南聯大文人群，他們和蕭乾的聯繫主要通過沈從文、朱自清、李廣田、孫毓裳、汪曾祺、穆旦等人。對西北延安文人的關注，更成為彼時《大公報．文藝》的「亮點」。因為延安文學在國統區遭封鎖，香港《大公報．文藝》對於延安文學的報道特別引人注目。延安文人有不少蕭乾的朋友，他在接手《大公報》後發表過一封《尋找朋友，並為「文藝索文」》的公開信，很快就有了回應。第一個給蕭乾寫信的是延安的嚴文井，繼之有南陽的姚雪垠，鄂北的田濤，山東的吳伯蕭，還有卞之琳、丁玲、劉白羽，以至於魯藝的陳荒煤等。這些人在抗戰爆發後，先後到達延安及其他根據地，成為延安文學隊伍的骨幹力量。與蕭乾聯繫上了以後，他們的作品就成了《大公報．文藝》延安作品的主要部分。在中共黨員楊剛繼任後，延安的作品增加更多。據統計，《大公報》港版《文藝》副刊上共發表延安作品118篇，蕭乾主編一年發表44篇，剩下74篇為楊剛編輯發表。這其中有不少力作：如沙汀的報告文學《賀龍將軍》、丁玲的散文《我是怎樣來陝北的》、何其芳的詩歌《夜歌》等。

　　正是由於這四大副刊，再加上為數不少的文藝期刊，香港文壇在抗戰後迅速變得姹紫嫣紅，成為了戰時中國文壇的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