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陶藝家李慧嫻

　　陶瓷藝術在中國已有數千年輝煌歷史，但香港陶瓷藝術起步較晚，在二十世紀早、中期才出現較具規模的陶瓷廠；而真正具有藝術性的陶瓷發展在七十至八十年代才逐漸成形。教育署和院校推廣陶藝，成為美術課程。一批在外國學成的陶藝家如陳炳添、陳松江、曾鴻儒、麥綺芬、李梓良等在大專院校教授陶瓷課程；居港的外籍藝術家如馬可妮、珍比露等注入西方語言風格；傳統石灣陶人何秉聰、何大鈞父子傳承拓新，都為香港陶藝發展奠下根基。一九八一年香港理工學院（現香港理工大學）和設計學院（前太古設計學院）開辦二年制高級陶藝課程，提供專業訓練，培育不少卓越陶藝家，惜在一九九一年停辦，其中一位學生是在一九八一至八三年曾在學院修讀課程的李慧嫻，她後來專注於陶藝創作及教育，一九八五年在「當代香港藝術雙年展」中獲市政局藝術獎（陶瓷）。李氏於一九九○至二○一○年在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任教達二十年之久，在香港陶藝界貢獻良多。

　　李慧嫻一直住在九龍的舊區紅磡。這個地區的殯儀館、觀音廟、茶餐廳和市井鄰里生活成為她的親身體驗和創作的靈感泉源。她對林林總總的人物和他們的活動觀察入微，以幽默閒適的手法予以表述。她不作拉坯圓器，而好以手捏陶塑來塑造形形色色人物造型，其表徵性的陶塑人物是眾多的「肥佬肥婆」。在「茶餐廳」系列作品中，胖嘟嘟的師奶主婦、叔伯子侄、學生夥記穿插在地道的舊區茶餐廳中，吃着廉宜的日常飯麵、多士油包；呷着奶茶、「鴛鴦」；看看報紙、閱閱馬經，閒來無事，東拉西扯、說三道四、悠然自樂。這些人物造型肌理粗獷、拙樸純真，釉彩明麗，表現了市井生活和地道文化，引起觀眾共鳴和會心微笑，可說是「貼地」的藝術表現。同樣的人物陶塑亦不時帶有喜慶、快樂的意味，如為重建的集體回憶灣仔喜帖街（利東街）委約而創作的大型陶塑「喜相逢」；油塘港鐵站的陶塑「行人．閒人」，均具閒逸暢適的韻味，行人經過，一家大小可以撫摩拍照，成為親和可喜的社區藝術。

　　也許是家居附近均是殯儀館、紙紮和花圈店舖之故，令李慧嫻耳濡目染，思考到生死榮枯的意義。她曾創作了以紙紮公仔、供品為題材的作品，又經過上環的海味乾貨店時見到壓得扁扁的海馬、龜甲、鱆魚、鹹魚而慘遭「扁死」的乾屍。生物無論是自然死、橫死、安樂死都是隨着歲月流逝而剩下屍體的皮相。這種觸覺令她創作了「扁死」系列裝置作品，將魷魚、蛤蚧、蛇皮、鹹魚的死相與自己舊日穿過的T恤並列排置，殘破的T恤有如「扁死」的生物，產生錯覺而製造了黑色幽默，人終有天死去成為屍骸，而「他朝君體也相同」，作出生死過渡的聯想和諷喻。

　　「男」與「女」的性別身份和倒錯關係也是作為這一位慧黠女性藝術家探索的題目。為什麼「女孩粉紅男孩藍」？各式各類的商品，以至洗手間和標示牌都分別是「粉紅」和「藍」色來代表「女」、「男」的性別？到底是誰的主意？梳子、手套、衣架以及各種日常物品都是同一樣的商品，卻冠以粉紅和藍色，消費主義作出了性別的選擇，於是李慧嫻創作了「男女大相同」裝置作品，幽了這種消費和定型性別的文化現象模式一默。

　　同樣地，「男」與「女」兩字的組合也帶來不同的合義，為何三女成為「姦」字、兩男女便一定是「嬲」？李慧嫻作出反思，在「姦姦」與「嬲嬲」系列作品將二字解構，作出變奏組合，自創新字，並以不同的男男女女陶塑公仔拼湊變化，或玩雜技、或諷刺男女關係、或質疑男女和文字組合的可能性。拙樸活潑、姿態各異的肥女胖男，成為對文字構成和男女角力關係的重新思索。

　　李慧嫻從生活出發，以幽默的思維和質樸的陶塑對社會文化的議題予以詮釋。最近她赴日本研習「信樂燒」陶塑，也創作了豪宅地盤和美女珠寶廣告的作品系列，寄寓了她對香港樓價高昂，不堪民生負荷的反諷和關注。她的陶塑及裝置藝術，成為本土地道文化的最佳縮影和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