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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銅時代 鑄造文明

時間:2019-05-12 03:17:12來源:大公報

  圖:⑦戰國曾侯乙墓出土「鏤空蟠螭紋銅尊盤」,採用失蠟法製造,現藏湖北省博物館

  在國際史學研究領域,把人類使用青銅兵器和工具的時代,稱為「青銅時代」。這個概念由丹麥史學家克.吉.湯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一七八八至一八六五年)最先使用。青銅,是指紅銅與其他金屬的合金。常見的銅與錫合金,為錫青銅;銅與鉛合金,為鉛青銅;其他還有鉛錫青銅、鎳青銅、磷青銅等等。我國古人稱商周青銅器為「金」,從化學成分上看以錫青銅和鉛錫青銅為多,青銅器上的銘文叫「金文」。又因發現的商周青銅器,以鐘、鼎禮器為最多,故又稱「吉金」;「金文」也稱「鐘鼎文」。(圖12、13)\姜舜源 文、圖

  中國青銅文化和古代青銅器,是涉及多學科的大學問。科學技術史學者從地質礦產、金屬冶煉、工藝技術等方面研究它,歷史學者從「考古學」角度研究它,古文字學者從「金石學」角度研究它,美術史學者從美學角度研究它,每個問題都可以成為長篇大論。從中國人對人類文明發展貢獻看,第一,我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近代所稱「青銅時代」的國家之一;第二,青銅器運用範圍之廣、數量之巨,冶煉技術、加工工藝水平之高,均非其他國家可比。所以說我們中國具有燦爛歷史文化,而燦爛的青銅文化是其中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名副其實的「鑄造」文明。

  高精尖技術 社會化生產

  人類從使用天然石器作為生產生活工具,到打磨加工天然石器,分別是「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到了能從礦石中冶煉出銅和其他金屬,讓天然礦石發生化學反應,並能掌握合金技術。在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夏代晚期遺存中出土的青銅爵(圖①),屬於早期青銅器,可推測夏代早期鑄造技術已具相當高的水平。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銅冶鑄業作為先進生產力標誌達到頂峰。此後隨着製造業技術進步,在東周即春秋戰國,伴隨着冶鐵業發展而突飛猛進、爐火純青。商周、春秋戰國至漢代,留下至今難以數計的青銅器,令今人得以目睹兩三千年前,我國科技文化發達盛況,成為我們的民族驕傲。(圖14、15、16、17、18)

  金屬冶煉不是單個人或者簡單家庭作坊可以完成的;而大型青銅器的鑄造,需要社會化生產。不少專家推測,像中國國家博物館所藏「司母戊」(也作「后母戊」)大方鼎(圖②),重達八百三十二多公斤,金屬原料起碼在一千公斤以上,塑造泥模、翻製陶范、合範灌注,涉及複雜的技術問題,單是同時熔化上千公斤的銅水,就需要上千名技術純熟、配合默契的技術工人,同心協力澆鑄成型。這說明當時社會化協作生產程度之高,反映了當時科學技術等生產力發展水平。這件青銅重器鑄造於三千二百五十多年前商王武丁時期(公元前一二五○至公元前一一九二年)的殷商首都朝歌,即今河南安陽。當古希臘成千上萬奴隸建造大型石頭建築時,中國的技術工人正在澆鑄大型青銅器。

  難得的是,近幾十年來出土了不少當時鑄造青銅器使用的「模」「範」。例如國家博物館藏距今三千七百至三千五百年前,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石質的斧外範(圖③);距今三千六百至三千四百年商前期陶質的鬲外範(圖④);春秋晉國立人陶範、獸頭陶模(圖⑤),為鑄造大型青銅器的部件所用。

  不少青銅作品都是科學性與藝術性、實用性與觀賞性的統一。例如青銅盤敞口外翻的口沿,往往比器壁厚,敞口外翻比直口既實用美觀,又增加器物的強度,其原理與如今臉盆口沿設計原理相似。口沿處質地逐漸加厚,既增加器物的強度使之堅固耐用,更是鑄造過程本身所需。當銅水澆鑄模範之中,器壁從邊沿到腹部逐漸冷卻,邊沿冷卻得較快、腹部冷卻得較慢,存在時間差。銅器熱脹冷縮系數大,邊沿冷卻收縮而中部熱脹,勢必造成器物破裂。因此,口沿逐漸加厚、中部逐漸減薄,使各部分同時冷卻,全器成功除範脫胎。像故宮博物院戰國龜魚紋方盤等(圖⑥),整體澆鑄完成的器物往往如此,直至現存最大青銅鐘——北京明永樂大鐘。

  「失蠟鑄造」 美輪美奐

  現在世界普遍使用的熔模鑄造,我國古代稱為「失蠟鑄造」,是我國古代鑄造技術一大發明。其基本作法是,利用黃蠟(蜂蠟)、動物油(牛油)等易熔材料,製成想要鑄造的器物的蠟模。把細泥漿澆淋在蠟模表面,在蠟模表面形成一層泥殼。然後在泥殼表面塗上耐火材料,待其慢慢硬化就做成了鑄型。最後再用高溫烘烤此型模,使不耐高溫的蠟油熔化流出鑄型,從而形成空的型腔。趁型腔處於高溫狀態,向型腔內澆鑄銅液,凝固冷卻後出器。這樣製得的器物無範痕,光潔精密。在河南淅川縣下寺二號墓出土春秋晚期青銅透雕雲紋禁,湖北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出土鏤空蟠螭紋銅尊盤等(圖⑦),採用失蠟法製造,說明春秋戰國時已經把這種工藝發揮到淋漓盡致程度。

  這件鏤空蟠螭紋銅尊盤,通高四十一點六、尊高三十點一、尊徑二十五、盤高二十三點五、盤徑五十八厘米。尊口有附加的鏤空蟠螭紋裝飾,頸部飾蕉葉紋和細密的蟠螭紋,周圍有四吐舌伏獸。鼓腹,與圈足皆飾蟠螭紋,各有立體蟠龍裝飾四處。盤淺腹,折沿直壁,飾蟠螭紋,沿上有四鏤空蟠螭紋裝飾,可用作摳手,其下各有二扁形立雕夔龍。腹外又有四立體蟠龍裝飾,底下有四龍形蹄足。尊頸部一蕉葉紋兩側及盤內底,均有銘文「曾侯乙作持用終」。尊是盛酒器,盤一般作水器用。先秦時期製作銅器所用分鑄、熔模、鉚焊、雕刻等工藝,在此器上綜合運用。整套器物紋飾繁縟,窮極富麗,美輪美奐,工藝技術登峰造極。

  西周「散氏盤」 「草篆」鐘鼎文

  在以文字為對象的金文研究領域,《散氏盤銘》、《毛公鼎銘》、《大盂鼎銘》是三大金文瑰寶。這是因為其銘文記錄的事件重要、字數多、書法各具代表性。《毛公鼎銘》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時期器物,四百九十九字,記載周室中興重大舉措,有人誇張說它能頂傳世上古文獻《尚書》一篇的分量。《大盂鼎銘》記錄周康王三十三年(公元前九九八年)冊封貴族盂之事,銘文二百九十一字。這兩篇銘文總體上都是規整、凝重的風格。

  散氏盤(圖⑧)是西周後期周厲王時器物,因銘文記載器主「散氏」而得名。盤高二十點六、口徑五十四點六厘米,重二十一點三公斤。內底鑄銘文十九行三百五十七字,內容是一篇土地轉讓契約,記述夨(原字)人付給散氏田地之事,反映西周土地制度。散國位於陝西寶雞鳳翔一帶,西北方與夨國為鄰。該盤於乾隆年間在陝西鳳翔縣出土,一直收藏在民間。至嘉慶十五年(一八一○年)冬,湖南巡撫阿林保,將此作為嘉慶皇帝五十萬壽禮物獻入清宮。此後一百年渺無聲息。外間傳說,它已經在英法聯軍劫掠縱火圓明園時被劫或焚毀。

  與《大盂鼎銘》雄渾、《毛公鼎銘》樸厚和《虢季子白盤銘》清麗全然不同,《散氏盤銘》(圖⑨)渾樸雄奇而自由活潑。字勢一改金文常見的長方形縱勢,為扁方形橫勢,重心在下。字形結構靈活避讓,有趣而不輕佻,多變而不造作。用筆豪放質樸,敦厚圓潤,圓筆鈍筆並用,圓而不弱,鈍而不滯,有金文的凝重與草書的流暢,開草篆(古隸書)之端。因此古文字家、書法家們一直在苦苦追尋。一九二三年,國學家章太炎和後來成為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的易培基,還在《國學叢刊》第一卷第一期,刊出互相探討這篇古文的論文,易培基成為全面正確釋讀《散氏盤銘》第一人。次年十一月易培基主持清室善後委員會,同仁們在溥儀居住的養心殿庫房一隻木箱中,終於發現了這件國之重器。歷經抗戰期間文物南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宴樂漁獵攻戰 社會生活寫實

  故宮博物院藏戰國「宴樂漁獵攻戰紋壺」(圖⑩),高三十一點六、口徑十點九、腹頸二十一點五厘米,重三點五四公斤。其圖案紋飾也是三代青銅器裏的另類(圖11)。器表從口至圈足,分段分區布置圖案和紋飾。以雙鋪首環耳為中心,前後中線為界,分為兩部分,形成完全對稱的相同畫面。自口下至圈足,被五條斜角雲紋帶劃分為四區。

  壺頸部為第一區,上下兩層,左右分為兩組,主要表現採桑、射禮活動。採桑組有五人,其中女人樹上採桑,男子樹下運桑。男子束裝佩劍,勞動之餘還在一面選取韌性好的桑條作弓材。習射組四人,在一建築物下,依次較射,前設箭靶「侯」。這是描繪古時舉行射禮場景,因此又是珍貴的中國古代體育史文物。

  第二區位於壺上腹部,分為兩組畫面。左面一組為宴享樂舞場面,七人在亭榭上敬酒如儀,榭欄下有二圓鼎,相當於如今大鍋,兩位庖人(廚師)正在做飯。下面是樂舞部分,簨虡上懸有鐘磬,旁立建鼓和丁寧,圖中三人鳴鐘,一人擊磬,一人持二桴(鼓槌)敲打建鼓和丁寧,另有一人持號角狀樂器,用力吹奏。載歌載舞,場面熱鬧。右面一組為射獵場景,鳥獸魚鱉,飛、奔、游動,姿態各異。這時有四人仰身用繒繳弋射,一人立於船上持弓射箭,保存着先民漁獵遺風。

  第三區為水陸攻戰場面。一組是陸上城池攻守交戰。橫線上方與分隔號左方為守城者,右下方攻城者攀緣雲梯企圖登城,已到短兵相接白刃戰階段。另一組有二戰船水戰,船上旌旗、羽旗獵獵,營壘分明。右船尾部,一人正擊鼓助威,鼓噪而進。船上水軍多用水戰長兵器,二船頭已對撞,兩船戰士打鬥正難解難分。正當這魚死網破之際,卻見船下有魚鱉游動,說明雙方都有人潛入水下,欲置對方於死地。戰鬥情景雖受畫面限制,不可能全面展開,但特寫刻畫生動,曲盡其態,構成了一幅驚心動魄的戰爭場面。

  第四區採用了垂葉紋裝飾圖案,給人以敦厚而穩重的感覺,好似《楚辭》「亂曰」收尾,像文章一樣,起承轉合,結構完美。

  筆者猜測,鑄造以上幾組畫面,或許是想表示這裏的人們農桑、耕戰,無所不能,筵宴、校射,知書達禮,是一個繁榮富強的文明社會。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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