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貝爾在他的《天皇裕仁傳》中，對日本天皇裕仁在戰後是否應作為戰犯受到審判有着非常明確的傾向性：裕仁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理應作為戰犯受到審判。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天皇似乎是個受人擺布的傀儡，作者卻通過大量史料，證明了他其實是一個真正握有實權的日本（當然也包括日軍）最高統治者。裕仁在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淞滬之戰」、「南京大屠殺」、「偷襲珍珠港」、成立「731部隊」等各項軍事行動中，都是知情者、允許者甚至是推動者。作為日軍效忠的唯一對象，只有他才能一言九鼎讓日軍這部瘋狂的戰爭機器瞬間停轉──對此麥克阿瑟曾向他提出「為什麼像他這樣一個強大到足以終止戰爭的君主卻未能防止戰爭呢？」裕仁的回答是：「當時我甚至沒想到過反對我的謀臣。再說，即使反對了也無濟於事，他們會把我關進瘋人院，甚至可能殺死我。」當麥克阿瑟表示「一個君主應該有足夠的勇氣冒此危險」時，裕仁的回答居然是「當時我並未明確感到我們的政策是不正確的。就是今天，我也不太清楚歷史家們究竟將把戰爭的責任歸咎於何人」。

　　愛德華．貝爾由此認為裕仁是個「出色的牌手」，很善於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被動的弱者，可是從他的「終戰詔書」中無一「投降」字樣，卻又可以發現他其實是個「固執的人物」。名義上日本是「無條件投降」了，可事實上《波茨坦公告》並「沒有把廢除天皇制包括在內，並只要求日軍無條件投降，而不是日本無條件投降」，而日本在回覆盟國準備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電文中，也明確要求「如果該聲明不包括任何有損於天皇陛下作為日本最高統治者的特權的要求」──雖然盟國對此的「澄清」是要求天皇及其權力「將置於盟軍最高司令官權力之下」，但日本的「國體」（天皇制）事實上是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