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們談及歷史時，常常會引用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的觀點：「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提醒我們，歷史敘事往往是從「現在」出發去關注「過去」，總是面向當前的興趣與實際關切。而從另一角度來看，它也揭示出對「過去」的理解受限於「現在」，唯有從當下生活的體驗出發，才能夠理解歷史。這兩層含義互為表裏，揭示出何為具有生命力的「真歷史」。從這個角度出發，便能理解《里斯本丸沉沒》的價值與意義。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千八百一十六名英軍戰俘在香港淪陷後登上「里斯本丸」，被押往日本做苦工。然而，由於船隻沒有任何戰俘標識，赴日途中遭美國「鱸魚號」潛艇擊沉，八百餘人喪生沉船。托尼．班納姆在書中記錄下這場海難，關注每位戰俘及上千個家庭的命運軌跡。二○二四年，同名影片將「里斯本丸」的故事帶給中國乃至全世界。

　　正如班納姆在引言中提到，是戰俘後代對至親下落的追問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方勵也在訪談中表示，是情感的共振推動他決心製作這部影片。儘管二者的視角有所不同，但出發點卻是一致的──源於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聯結，以及對生命的尊重。

　　讀完本書，我或許無法準確記住船上每個人的名字，但他們的故事卻直擊內心最柔軟之處。日記、書信與回憶共同搭建起複雜而真實的情感世界：既有絕境中的掙扎、無助與絕望，也閃爍着對親人的思念、求生之渴望與人性的微光。班納姆記錄下沉船後失蹤者的姓名，簡述他們的生平經歷，筆觸如同在回憶一位位故友。他們曾擁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原本平靜幸福的生活卻被戰爭無情打破。這些失蹤者是誰？他們或許就是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甚至可能是我們自己。當戰爭來臨，普通人又有誰能真正置身事外？

　　後記中每位倖存者及其後代的故事，宛如樂曲終章後縈繞不散的餘音。羅恩．布魯克斯回憶母親一生的經歷：戰時隨丈夫遠離故土，輾轉異鄉，丈夫罹難後，她獨自撫養兩個幼子。巨大的悲傷與生活的艱辛最終壓倒了她，讓羅恩在中學時代又失去了母親。他的敘述雖克制，卻透出一種隱忍而真切的痛。每每讀到此處，總在不經意間濕潤眼眶。正如方勵導演所言「活下來的人是最痛苦的」，戰爭創傷從不止於個人，更影響了無數家庭的命運。正因如此跨越時空的情感共振，「里斯本丸」的故事才至今仍令讀者動容。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有八十年，但在當今世界局部衝突與戰爭依舊不斷。身處和平中的人們不應因戰火看似遙遠而漠然視之。每位讀者亦是記憶的接力者，記住「里斯本丸」的故事，本身就意味着一種主動的承擔。因為每個人當下的選擇，都可能影響我們未來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