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港島到黃毛應村是一個long journey，組合式交通方式港鐵+巴士+小巴+步行，總時長要兩個鐘以上。這個坐落於西貢東北部大網仔青翠山巒之間的偏僻小村，不僅承載着百年客家文化，在香港抗戰史冊中也留有濃重的一筆。

　　大約一七五○至一八四○年，陸續有客家人從惠州遷入此地。因村子山坡上生長着大量黃茅草，到了乾旱季節會呈現金黃色。客家先民以「黃茅岃」（客家話意為山崗）稱呼此地，一八六六年《新安縣全圖》將該村標註為「黃毛屻」，後因「茅岃」的客家話發音與廣東話「毛應」相近，逐漸演變為「黃毛應」。

　　二○二一年我們去時，已至中午。小村寂靜無聲，村內原居民早已搬離，村屋也變成一座座正在修建的豪宅，但仍有幾座破舊的鋅鐵蓋頂小屋。紫荊花樹下，一座樹立着聖母像的白色建築十分引人注意，小樓外牆上掛着一塊牌子，上寫「香港天主教教區黃毛應玫瑰小堂」。從側面半掩的舊式鋁製窗戶望去，塵封已久的氣息撲面而來，內裏一切擺設都十分古舊，有木造的橫樑和長椅，祭壇中央擺放着十字架和聖經。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正是在這座教堂宣告成立。自此成為香港抗戰的重要力量。

　　港九大隊成員逾千人，隊員和作戰方式具有鮮明的「港味」。隊員以新界原居民子弟為主，同時也包括工人、學生、海員、教師等各界人士。其中不少是家境富裕的英文書院的學生，如政委陳達明是大學生，國際工作小組負責人黃作梅畢業於皇仁書院，給曾生司令當英文翻譯的林展是庇理羅士女書院的學生（曾生司令員本人也是中山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洋務工會、中華書局、東華三院等社團的進步青年，以及香港的愛國民眾，像印刷工人潘江偉就是其中之一。一九四二年五月中共粵北省委遭到破壞後，一批內地幹部撤到香港，也加入了港九獨立大隊。

　　這支隊伍被稱為「穿着西裝的游擊隊」。不僅因其成員中知識分子眾多，並且游擊隊員長期穿梭於港九市區、新界村鎮及沿海島嶼活動：時而身着西裝、長衫扮成商人、學生、職員，在日軍嚴密管控的鬧市區（如港島、油麻地、旺角）執行情報傳遞、營救文化名人等任務，時而返回新界換上輕便衣衫，穿林渡海開展游擊作戰。因而，獨特的「儒雅氣質」成為外界對港九大隊的深刻印象。

　　鄒韜奮在《患難餘生記》中寫道，接應他的隊員「身着整潔的中山裝或西式襯衫，談吐間有學生氣，卻熟練地帶着我們穿越封鎖線」；夏衍在《香港的回憶》中也提到，港九大隊的青年隊員「有的剛從香港大學退學，背着槍時仍帶着書本，休息時還會討論時事」……

　　援助中國抗戰的美軍觀察組、英軍服務團成員，在與東江縱隊合作進行營救美軍飛行員、收集情報時，也對之印象深刻。一九四四年被港九大隊營救的美軍中尉克爾在報告中提到，接應他的隊員「穿着類似商人的深色西裝，英語流利，能熟練使用無線電，完全不像傳統游擊隊」；英軍軍官賴特在《香港的地下抵抗》中則直接稱港九大隊為「穿西裝的抵抗者」。

　　整個抗戰期間，港九獨立大隊受中共南方局指示，共營救三百餘名文化人士返回內地抗日根據地，包括：何香凝、柳亞子、鄒韜奮、茅盾、夏衍、張友漁、胡繩、范長江、梁漱溟、黎澍等人。大營救全程未損失一人，保住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的精英力量。港九獨立大隊還營救了八十九名盟軍及國際友人（包括二十名英軍、八名美軍飛行員，以及丹麥、挪威、蘇聯等國人士），並協助營救部分被關押的盟軍戰俘，為太平洋戰場的反法西斯鬥爭提供了直接支持。每場營救都有一番驚心動魄的故事。港九游擊隊員還深入日軍據點，收集情報，同步傳遞給東江縱隊與盟軍，為盟軍空襲、對日作戰提供關鍵依據，有力配合了全局抗戰。

　　港九獨立大隊立足香港特殊戰略地位，懷着「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家國情懷，在抗戰期間不僅成為香港抗戰「地下戰場」的中流砥柱，更通過文化界人士大營救，營救盟軍和國際友人，開展情報工作，將香港這一「國際城市」納入全國大抗戰網絡，成為連接內地與國際的「抗日通道」和國際反法西斯的「東方紐帶」，展現了中國抗日武裝的國際擔當。

　　小小的黃毛應村及這座教堂作為重要的歷史遺址，見證了港九獨立大隊及香港民眾可歌可泣的抗戰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