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胡蝶應電影人張善琨之邀，主演了《孔雀東南飛》。

　　一九四二年秋，在香港油麻地的過海碼頭，一輛私家車經過日本侵略者的崗哨時，被日本憲兵攔住。車上的女客雖受日軍參謀長之邀趕赴晚宴，仍因沒有下車向日軍鞠躬而遭訓斥羞辱，被勒令在碼頭罰站一個多小時。接車的日軍司機，一直袖手旁觀，不做任何解釋。這件事讓女客悲憤萬分，決意逃離香港，前往重慶。

　　這位女客就是胡蝶。五年前從上海避居香港，在這裏，她主要是做家庭主婦，也應電影人張善琨之邀，主演了《胭脂淚》《絕代佳人》《孔雀東南飛》等作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侵略軍佔領香港。胡蝶作為著名電影人，屬於日軍懷柔的對象。但她知道，在侵略者冠冕堂皇的言辭背後，「實質上是有條件的，這就是要出賣自己的良知，背叛自己的民族」。在民族存亡的關頭，胡蝶真切感到了國與家的密切關係，不願意把希望寄託在祈求侵略者的慈悲上。

　　四十多年後，胡蝶回顧人生，從在電影界嶄露頭角到如日中天，從在國內收穫萬千「粉絲」到訪問歐洲享譽國際影壇，她都以家常口脗雲淡風輕敘之，唯獨到了逃離香港這一段，老人彷彿突然回到了歷史的現場，山河破碎的苦難、民族大義的感發，躍然紙上。

　　罰站事件後，雖然日軍報道部藝能班班長和久田幸之助出於拉攏目的一再表示歉意，但胡蝶和家人已決意離港。一天清晨，他們「由游擊隊化裝好的人帶路，避開人煙稠密的地方……兩個孩子由游擊隊安排的人用籮筐挑着，一頭一個」，大人則步行。整整走了一天，走的全是荒野和崎嶇的山路，胡蝶腳底全走起了泡，這才到了廣東惠陽，從這裏坐柴油車到曲江。

　　盡一個演員的報國之力

　　在這裏，胡蝶通過媒體向全世界特別是日本侵略者表明：「我雖然只是一個演員，但在這民族大難的時刻，我很清楚我應該選擇的道路。」在曲江待到一九四四年三四月，他們取道貴州、桂林，轉赴重慶。一路上，胡蝶看到老百姓顛沛流離，國家滿目瘡痍，親眼目睹一位孕婦摔死在她身邊。

　　這段經歷對胡蝶的思想和情感產生了重要影響。她寫道：「這一次遭遇，使我生命有了極大的轉變，我發覺養尊處優的生活，不過是建築在虛無裏的一堵牆，一旦災禍臨頭，一夜之間就會變得一無所有。因而我從此深深體會到一個人應有節儉樸實的生活習慣，而且對名利也看得比以往淡泊。」她參加了電影《建國之路》的拍攝，盡一個演員的報國之力。

　　胡蝶在抗戰中增強的民族危機感一直伴隨終生。後來，她看到日產音響、照相機充斥中國市場，就情不自禁地為國貨的命運而憂心忡忡。可以說，抗戰期間在香港的經歷，構成了胡蝶人生的轉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