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河、洛河之間的小村庄，從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連接內蒙古和廣東的207國道是我國南北向大動脈之一，進入伊河、洛河之間的「夾河灘」后，路兩邊的村庄稠密起來。國道東側不遠處就是中國最古老王朝的都城，這座都城的發現充滿了偶然，卻也是必然。

　　為了求證多年前的猜想，1959年，已經70多歲的徐旭生重新上路，帶着助手從北京來到河南，踏勘嵩山山麓和伊洛平原。

　　他們首先來到登封、禹縣一帶，幾個月的時間里雖有一些收穫，卻沒有重大發現。隨後，他們準備前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當時中國社科院尚未成立，考古研究所屬中國科學院領導)設在洛陽的工作站開展下一步工作，當徐旭生走到當時的偃師縣時，他停下了腳步。

　　按照徐旭生日記中的說法，他本來對偃師沒有抱太大期望，但史籍指出這裏曾是商代的第一個王都——西亳，這讓他產生了興趣。

　　二里頭村至今還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當年徐旭生在田野中調查，一個村民以為徐旭生丟了東西，就上前詢問。徐旭生說：「丟了一件大東西，是幾千年前的一座城，我是搞考古調查的，想在這裏看看有沒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這個農民聽后，一下子就明白了，帶他到村東的一片田野，大量的陶片讓徐旭生感到震撼。

　　根據「以第一次發現典型遺跡的小地名為名」的考古遺址命名規則，這處遺址被命名為二里頭遺址，河洛大地上這個原本不起眼的小村庄從此登上世界大舞台。

　　發現二里頭遺址之后，年事已高的徐旭生返回北京，撰寫了影響深遠的《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這年秋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試掘二里頭遺址，曾就讀于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的趙芝荃被安排主持發掘工作，成為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的首任隊長。

　　夏乎？商乎？學界論戰不止，修建電廠給出新線索

　　穿過車水馬龍的定鼎路，繞過氣勢恢宏的應天門，周公廟后面的小路顯得格外安靜，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陽工作站的老院子就位於這裏。很少有人知道，這座院子的設計者是著名建築家梁思成，他的弟弟梁思永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之一。

　　60年前，這裏遠沒有現在繁華，雖然距偃師二里頭有幾十公里的路程，但趙芝荃還是會經常來這裏整理文物、查找資料。在他的主持下，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隊先後完成了一號宮殿基址、二號宮殿基址、宮殿區以外的各種手工業作坊遺址和一般居住遺址等的發掘，對二里頭遺址的布局有了整體了解。

　　在擔任二里頭遺址考古工作隊隊長的20年時間里，趙芝荃長期認定遺址是商代早期都城——亳。這不僅是他的看法，包括遺址發現者徐旭生在內的許多學者也這麼認為，因為古文獻對西亳的指向非常明顯，二里頭的方位又完全契合文獻記載。

　　新的觀點正在醞釀，新一代的考古、歷史學者也開始嶄露頭角。1977年11月，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北大學者鄒衡提出「二里頭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石激起千層浪，贊同者有之，反對者有之，激烈的學術論戰就此拉開。論戰歸論戰，這也進一步激發了學界對二里頭遺址和夏代文化的研究熱情。

　　轉機總是在不經意間出現。1983年春天，為了配合首陽山電廠建設，考古工作者對選定區域進行勘探，又一座古代城址出現在眼前。

　　宮殿和城市規模表明，這也是一座年代久遠的都城。通過地層學比對，顯示這座都城的年代晚于二里頭，早于商代的中期都城鄭州商城，基本可以確定是商代的早期都城亳。既然這座城是亳，年代更早的二里頭遺址的身份就呼之欲出。唯一需要補充的，就是學界希望發掘出更多的「王朝氣象」。

　　數十年如一日，考古人面朝大地撥開層層迷霧

　　田野里的玉米已經收割完畢，剝好的玉米粒在二里頭村的廣場上晾曬，廣場正對面是一座朱紅色大門的小院，中國社科院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的牌子掛在門邊。

　　走進小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塊大石頭，上面寫着「朝天蜀圭植洛璧，鎮中磐石定乾坤」，書寫者是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的第二任隊長鄭光。

　　鄭光是四川人，大學畢業不久就來到這個小村庄，埋頭一干就是幾十年，石頭上刻下的那些字表明了他扎根河洛的決心。也是他在任期間，圍繞二里頭文化性質展開了那場影響中國考古史的大討論，將二里頭及夏商文化問題的研究推向了更深層次。

　　不管外界的學術交鋒如何驚心動魄，如同台風一樣，位於「風暴眼」的二里頭村反而始終平靜，在小院里工作的人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重複着鑽探、發掘、拍照、繪圖等工作。

　　30多年前，王叢苗還是二里頭村一個普通的農家女孩，雖然對家門口的這個遺址充滿好奇，但認識只是模模糊糊的。現如今，她已是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的資深考古技師，穿上了西裝，開上了小轎車，兒子也在知名學府讀博士，來隊里實習的研究生們都要叫她一聲「老師」。「我的基本功可以說是鄭隊長幫着打下的，他治學嚴謹，對待工作精益求精。」王叢苗說。

　　鄭光對二里頭遺址進行了一系列搶救性發掘，細化了二里頭文化分期，重點發掘了以鑄銅作坊為代表的遺址，以實物證據證明二里頭文化已經進入青銅文明階段。那件被譽為「華夏第一爵」的乳釘紋銅爵，就是在他任職期間發現的，那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

　　說到「最早」，二里頭還有更多「最早」等待着被發現。

　　「最早的中國王朝」都城——夏都，地位被廣泛認可

　　2016年11月，北京大學，一場「辯論」即將開始。

　　應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請，二里頭考古工作隊現任隊長許宏將進行一場學術講座。講座的形式非常特別，因為同場還有一名重量級嘉賓——山西陶寺遺址發掘負責人何駑。近十幾年來，二里頭和陶寺關于「最早」一直有着不同的表達。

　　一切問題還要追溯到幾十年前，徐旭生關于夏朝核心區域的地圖上畫的那兩個圈：一個在豫西，一個在晉南。

　　晉南主要指臨汾、運城盆地，居於黃河以東，因此自古稱河東。西界為黃河，南界為中條山，被大拐彎的黃河所包圍。這裏水源充沛、土地肥沃，還有珍貴的鹽業資源，從遠古時代開始就有人在這裏生息繁衍。

　　與二里頭的表述有所差異，何駑認為陶寺是「最初的中國」，之所以稱之為「國」，是因為它已經具備城牆、宮殿區、大型宗教禮制建築、王陵區和手工作坊區等。何駑也承認，陶寺遺址的現狀表明陶寺文化的控制範圍僅限於晉南，是各種文化「漫天星斗」階段中最亮的一顆星，還沒有形成一個中央。

　　許宏則強調廣域王朝國家的概念，文化影響已經跨過了地理單元的限制。此外，二里頭遺址已經發現了諸多「中國之最」：東亞地區最早的核心都邑聚落，最早的城市主幹道網，最早的車轍，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軸線布局、多進院落或四合院式宮殿建築群，最早的青銅禮樂器群，最早的青銅器鑄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營作坊……

　　2019年10月19日，在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開館儀式上，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李伯謙、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等紛紛表示，由於文獻記載和最新考古材料的對照，國內學界的絕大多數專家已經承認二里頭遺址的夏代中晚期都城地位。此時，距離徐旭生發現二里頭遺址過去了60年，距離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已經整整過去了100年。（洛陽晚報記者 潘立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