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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瓷珍」 ── 宋代中國外銷瓷

時間:2018-04-18 09:13:35來源:大公網

  圖:北宋康陵出土越窰秘色青瓷。浙江省臨安市文物館藏

  唐代中期以後,沿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陸上絲綢之路逐漸受阻。至北宋,遼和西夏完全將西行陸路切斷,宋政府為了擴大對外貿易往來,不得不着重點發展海上經濟貿易。瓷器在當時作為中國獨有的發明,海外蕃國爭相求購,因此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外銷產品之一,與絲綢、茶葉等源源不斷地輸出國外,對國內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宋代,隨着對外貿易航線的逐漸穩定,海上陶瓷之路初步形成。

  宋代雖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但是冗官冗費的困擾及巨額的軍費開支,消耗了大部分的財政收入,國庫難繼。隨着東南沿海貿易的日益發達,政府不得不把目光聚焦在海外貿易上,在沿海地區的重要港口處廣設「市舶司」,一方面加強對來往商船合法貿易秩序的管理,同時也得以收取巨額「稅費」,減緩政府的財政壓力,如紹興七年(一一三七年)高宗上諭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事宜,所得動輒百萬計。」顯露出政府干預的明確財政目的。

  瓷貨博易,一本萬利

  《宋史》「食貨志」記載:「開寶四年(九七一年)曾置市舶司於廣州。」其後,在太宗端拱二年(九八九年)、真宗咸平二年(九九九年)和哲宗元祐二年(一○八七年),政府又分別在杭州、明州和泉州港設立市舶司。宋室南遷後,由於失去了北方大部分地區的稅款和市場,財政赤字愈加頻繁,再加上海外貿易導致的金屬貨幣外流,導致國內錢荒成災,因此「寧宗嘉定十二年(一二一九年),臣僚言,以金錢博易買,泄之遠夷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絹帛、布、錦綺、瓷器之屬博易,聽其來之多少,若不至,則任之,不必以為重也。」瓷器、絹帛等在此時不僅作為簡單的外銷商品,而且成為了金屬貨幣的代替品,在海外貿易中充當物物交換的等價貨幣。加之瓷器取土為材,鍛燒成器,材料成本較低,但利潤不菲、市場可觀,因此成為當時最熱的外銷品之一。

  宋人朱彧著《萍州可談》記:「富者乘時畜繒帛、陶貨加其直,與求債者計息,何啻倍蓰。」宋代的商人以囤積高檔絲織品、陶瓷來幫助實現高利貸發放,利潤至少五倍以上,瓷器作為活躍於市場的重要日需,值得商人費盡心機買斷而放貸,其經濟價值頗為深遠。而據考證,排除當時遠洋航海所需的人力、物力成本,只有將商品售出比實際價值高十倍的價格時,才有可能高出國內貿易,值得鋌而走險,可見陶瓷海外貿易所蘊藏的巨大商機何其誘人。從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每艘商船中如果載貨量越大,那麼該艘船所產生的經濟利潤就可能相對越高。就瓷器而言,為了擴大裝載量,往往將大小器皿層疊相套,碼疊在船艙最底層。如崇寧四年(一一○五年)福建商人李充赴日本大宰府呈遞的中國「公憑」上載:「瓷碗二百床、瓷碟一百床。」據學者推算,船艙中「一床」約可裝二十件碗或五十件小碟,瓷碟一百床即約五千件瓷器,瓷碗兩百床即約四千件瓷器,共約九千件瓷器,一艘普通商船的瓷器裝載量且如此,而當時整個中國輸出瓷器的數量之大,可想而知。

  名窰相競,蕃外稱奇

  北宋初年,中國外銷瓷以越窰青瓷為主,產品釉色青翠瑩潤,胎呈灰褐色,器表以素面無紋為主,也有以劃花、鏤空、雕刻工藝裝飾者,碗的腹部下垂,圈足變高並普遍外撇,主要器型有碗、盤、罐、盞托、杯、瓶、罐、盒、爐等,其中不乏十分精美者。越窰在宋初佔據了廣大的國內消費市場,外銷數量也相當可觀。根據爪哇井里汶所出十世紀下半葉的沉船遺物可見,出水的四十九萬多件(片)瓷器中越窰數量約在三十萬件(片)以上。值得注意的是,沉船上出土了幾件劃花龍紋青瓷大盤及鏤空刻花青釉套盒,套盒呈四方倭角形,盤下部有如意形小鏤空及凸花裝飾,釉質類秘色,胎色灰褐較為緻密,與北宋咸平三年(一○○○年)元德李皇后陵中出土的龍紋青釉大盤和鏤空青釉套盒十分相似,類似的套盒在臨安五代天福四年(九三九年)馬氏王后康陵墓中也有出土,可見這類被選為御用隨葬的高檔越窰青瓷也可用於外銷,此時政府對皇家用瓷的傳播範圍並無嚴格禁忌。但隨着越窰瓷業的衰落,北宋中期至南宋以後,越窰青瓷逐漸退出了外銷瓷舞台。

  唐末五代時期,安徽繁昌窰初創青白瓷,約北宋中期時,青白瓷的生產中心轉移至江西省景德鎮湖田窰,至南宋愈加繁盛。湖田窰所產青白瓷釉呈淡青色,質地通透,胎質潔白緻密,器型有碗、盤、碟、執壺、瓶、罐、爐、盒、枕、俑等,主要為素面,或以刻畫花、印花裝飾,如國家博物館藏景德鎮窰青白釉帶溫碗瓷酒注,壺身及注碗表面飾有刻花蓮瓣紋,流、柄造型細長,線條流暢,釉色白中略泛青,胎質細白,堪稱精品。景德鎮青白瓷在東亞多有出土,其中韓國開城一帶出土有不少品質精美者,應是當時皇室購買的高檔用器。此外,日本、東南亞、中東和非洲等地也有大量相關考古發掘。

  北宋中期以後,浙江龍泉窰興起,最終取代了越窰並成為南方地區最具影響力的青瓷生產中心,同時也是南宋至元代中國外銷瓷最主要的品類之一。龍泉窰址主要集中在浙江省龍泉縣西南小梅鎮東北十里的大窰村一帶。北宋時期的龍泉窰主要模仿越窰青瓷,以劃花、印花工藝為主,釉色青翠,釉層較薄;南宋以後逐漸形成了以粉青、梅子青色厚釉為特色的風格,一部分產品針對海外市場,其中出口至日本的龍泉青瓷被當地人譽為「砧青瓷」。

  除此之外,宋金定窰、耀州窰、磁州窰等北方著名窰場的產品在海外遺址中屢有發現,但從輸出規模上看似不佔主流,這些窰場在當時應主要面對國內市場。

  沿港設窰,福廣仿製

  隨着入宋後廣州港迅速崛起,且自「熙寧中,始變市舶法」,泉州等地的商船「往來必使東詣廣,不者沒其貨。」廣州港成為了北宋早中期最重要的對外通商口岸。精明的廣東人很清楚:那些景德鎮、龍泉窰等名窰瓷器雖精緻但價格較高,且運至廣州港長途顛簸,耗時費力,如果能利用港口優勢就地製瓷,那麼成本驟降,將會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廣東的宋代瓷窰遺址密集,在潮州、惠州、梅縣、佛山、廣州、高州、海康等地都有發現,以潮州筆架山窰和西村窰產品較有代表性。宋代潮州窰集中在韓江東側的筆架山,產品以青白瓷為主,在東亞、東南亞地區集中發現。廣東西村窰位於廣州市的西北,起源於五代,盛於北宋,產品多為白色瓷胎,早期胎質較為堅致,晚期胎體中氣泡較多,稍顯粗糙,釉色有青釉、綠釉、黑釉、醬釉等,以青釉為主,顏色深淺濃淡不一。

  北宋晚期至南宋,福建泉州港漸取代了廣州港,成為東南沿海第一港口,沿港各地的窰場如雨後春筍,紛起林立。福建的瓷窰業隨着南宋海上貿易高峰期的到來,迎來了第一個生產黃金期。和廣東地區的窰場一樣,宋代福建產瓷器也以仿製景德鎮窰青白瓷、龍泉窰青瓷為主。如磁灶窰、松溪回場窰、浦城碗窰背窰、武夷山玉林亭窰、南平茶洋窰、建陽碗窰、南安羅東窰等的產品主要模仿龍泉青瓷,漳浦羅宛井窰、雲霄火田水頭窰、德化碗坪侖窰等以仿燒景德鎮青白瓷為主。隨着建陽所產建盞的盛行,福建其他窰口也紛紛生產黑釉器,如磁灶窰、德化窰、連江浦口窰、武夷山遇林亭窰等,但胎釉質量上不如建窰黑釉盞精美。

  總體看,宋代福建、廣東的窰場以仿製景德鎮窰青白瓷、龍泉窰青瓷的產品為主,無論是造型、裝飾、燒造工藝還是釉色上,都有明顯的一致性,但品質略粗,勝在產量和地理優勢。另根據考古觀察,宋代福廣產瓷很少在國內發現,但在日本、韓國、東南亞、印度、西亞、東非地區大量出土(水),進一步證實了這些瓷器從生產之初便以海外市場為目標,幾乎不考慮國內市場,是專供出口的外銷產品。

  沉船管窺,海外擷英

  近代水下考古工作的成熟,為我們揭開古代外銷瓷的神秘面紗,提供了豐富詳實的資料。宋代沉船主要集中發現於我國南海及東南亞地區的海域,多為貿易商船,普遍裝載有豐富的瓷貨,同時常伴有銅錢、鐵鍋、石器、伊斯蘭玻璃器、銅鏡等出水。

  前文已述,越窰作為北宋初期的外銷瓷主角,在爪哇井里汶沉船中的三十萬件數量足以見其盛景。隨着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以及積極的手工業政策,宋朝疆域內很快群窰四起,外銷商船上的瓷貨品類也愈加豐富,如一九八九年發現於蘇門答臘鱷魚島海域的一艘十一世紀中期的沉船,載滿了中國的陶瓷,包括產自廣東潮州的青白釉四繫小罐、盤口瓜棱瓶,少量廣東奇石窰的大罐,以及景德鎮的青白釉產品和福建閩南窰口的青白瓷,這些晶瑩如玉的景德鎮細瓷和價格親民的廣東窰場的產品,同時滿足了東南亞市場各消費階層的不同需求。

  南宋至元代的沉船數量較多,其中南海一號沉船及華光礁一號沉船上所載瓷器尤多且具代表性。南海一號沉船發現於一九八七年於廣東省川山群島陽江海域附近,是一艘南宋中期的沉船,所載瓷器窰口眾多,有各式精美細薄的景德鎮青白釉碗、執壺、盤盞等,也有青翠敦厚的龍泉窰青瓷產品,此外,福建德化窰和閩清義窰青白瓷,以及磁灶窰黑釉和綠釉瓷器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如果說南海一號是青白瓷主演的舞台,那麼西沙華光礁一號上則展示了龍泉窰及福建閩北松溪回場窰、南安羅東窰、晉江磁灶窰等所產的青釉瓷藝之美,這艘於一九九八年至一九九九年被發現並試掘的沉船同樣淹沒於南宋,學者們認為這是一艘來自泉州的「福船」,該船見證了南宋時期泉州港的繁盛,同時也展示了以陶瓷為代表的福建手工業和商業的盛況。

  此外,福建莆田北土礁一號沉船、印尼惹巴拉沉船、日本庵美大島倉木崎海底沉船等,也是同時期重要的外銷沉船,其滿載的陶瓷等各類中國商品,為研究宋代海交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文化共榮,瓷路初成

  運往海外的貿易船舶「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儲貨,人得數尺許,下以儲貨,夜卧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萍州可談》)這滿載的瓷器究竟要運送到哪些遠夷蕃國,又重複着怎樣的貿易航線呢?溯其終流,宋代中國陶瓷主要供給東亞、東南亞及西亞、東非部分地區的市場,尚未涉及歐洲及美洲、澳洲。

  輸入日本、韓國的宋代瓷器多半由明州港或泉州港輸出,其中日本當時的對外貿易港口博多港附近出土了大量中國宋瓷。受日本市場歡迎的除了龍泉窰青瓷外,還有廣東、福建產青瓷,他們稱之以「砧青瓷」和「珠光青瓷」加以區分。

  十一世紀以後,東南亞地區以「三佛齊」國最具影響力,鼎盛時,其疆域涵蓋馬來半島和巽他群島的大部分地區,據《宋史》記載,北宋時期,三佛齊便與宋室有密切官方通使往來。從貿易關係上看,三佛齊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貿易對象之一,同時也是中國和南亞、西亞、北非進行貿易往來的中轉站和倉儲地,當時就中國船舶的航海能力和遠洋成本看,直接航至紅海灣、非洲東岸進行貿易並不划算,而這些地區駛出的商船則統一聚集在三佛齊,尤其是其中心地蘇門答臘島上,各自把當地的特產帶來賣出,再載上本國市場青睞的異國貨品回國,往返皆滿利而歸。陶瓷,作為最受外國市場歡迎的中國產品之一,在東南亞地區集中匯聚,考古發掘數量十分可觀。

  載有中國瓷器的西方商船,經過馬六甲海峽向西進入印度洋後,一部分應在印度奎隆港停留,該地在近年考古發掘中發現的宋代瓷器則可印證這一點。繼續向西航行的商船到達波斯灣後,大量瓷器流入西亞市場,如巴基斯坦的布拉米納巴、巴博,伊拉克地區的薩馬拉遺址,伊朗波斯灣北岸的斯羅夫遺址、基什島等中都發現有許多宋代中國瓷器,越窰青瓷、景德鎮青白瓷、龍泉窰青瓷,及廣東、福建產瓷器都有發現,另發現少量定窰白瓷,且有刻「官」字款者。非洲市場是宋代瓷器的最遠企及地,主要集中在非洲東北沿海地區,如埃及、肯尼亞地區的古城遺址中發現有多處宋代陶瓷。

  至此時,中國海上貿易的陶瓷之路初步形成,在不斷發展的航海活動中得以進一步穩定和加強,為明清時期瓷器的全球化貿易奠定了基礎。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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