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圖一：北宋汝窰青瓷無紋水仙盆 （台北故宮博物院）
論起中國人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貢獻，遠非「四大發明」所能涵括。例如中國建築、絲綢、瓷器，對人類物質文化生活的引領，不亞於「四大發明」。以官、哥、汝、定、鈞「五大名窰」為代表的「宋瓷」，達至中國古代青白瓷的最高境界，而令後世無法企及。就像書法至東晉王羲之達至頂峰，其「書聖」地位千古不易。宋瓷在金、元、明、清，被作為帝王藝術收藏鑒賞專利，歷代相傳並被仿製，一直是「活文物」，至今主要收藏在北京、台北故宮博物院（圖一、二）。其中金章宗是宋徽宗的藝術「粉絲」，清乾隆帝簡直生活在宋瓷氛圍裏。元明青花、釉裏紅，明鬥彩、五彩，清粉彩、琺瑯彩等，各色彩瓷，推陳出新，爭奇鬥艷，但要論高雅純潔的青、白釉瓷，卻非宋瓷莫屬。
「海絲」拉動，御窰拔萃
宋代，一個創造了繁榮的經濟、燦爛的文化，而又飽受異族侵略、被迫一退再退的時代，「文治」太盛，「武功」太弱，而「長使英雄淚滿襟」。當歷史煙雲散盡，人們兀然發覺它原來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筆者認為說宋瓷，首先要充分認識「大宋瓷」，即宋代製瓷業的空前發展繁榮。「內需」姑且不論，套用今天「出口拉動」理論，「海上絲綢之路」巨大發展，對外貿易空前活躍，刺激了製瓷業空前繁榮。當時實行「銀本位」貨幣政策，加之兩宋先後年年向遼、金、元繳納大量金銀財富，而內地本不出產白銀，政府於是大力鼓勵對外貿易換回白銀。瓷器當時作為中國人的獨門絕技，海外市場有廣泛需求。而瓷器比絲綢成本較低，加工較容易，因而利潤更高。市場需求、利潤、政策等各項因素，成為促進宋代製瓷業發展的內外動力。前些年發現的南海一號南宋沉船，一次出水瓷器一萬九千件，考古界估計南海共有宋以來沉船二千多艘，可以想像當時有多少瓷器走向海外。
有了整體製瓷業大發展的基礎，才使得皇家有條件在民窰裏擇優錄用。後世通常所謂「宋瓷」，實際上指當時「供御」的小眾瓷器。北宋先是選中河北曲陽民間「定窰」燒製宮中用瓷，比如「官搭民燒」；接着宋徽宗政和年間，選擇河南寶豐民「汝窰」燒製官汝，歷時十餘年（大約一一一一至一一二六年）；宋徽宗大興土木興建御苑艮嶽，宣和年間（一一一九至一一二五年），又在河南禹縣民「鈞窰」基礎上燒製官鈞，歷時七八年。後世所說宋「哥窰」，其實是宋高宗南渡後不久，於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設立的「修內司」，在杭州郊區鳳凰山下設官窰燒製；後來大約在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年），修內司在臨安郊壇（相當於明清天壇）下，另設新窰專供御用，產品就是後世所稱宋「官窰」。宋代「五大名窰」，是那時星羅棋布的瓷窰中出類拔萃者，其碩果僅存的御用名器，成為傳世珍寶。
「道」「器」結合，儒雅氣質
大概說來，宋代官窰瓷器屬於龍泉瓷體系，青釉，釉色有的與汝瓷相似，釉面往往有冰裂紋大開片。哥窰灰白色釉，釉面有密集的開片，裂紋呈金色、褐色交織，習稱「金絲鐵線」。汝窰也屬於龍泉窰青釉系列，釉面往往有冰裂紋開片。定窰屬於典型北方白瓷系列，器表刻花，因為在瓷窰裏是覆燒，碗盤等器具口沿不能施釉，進入宮中御用，就在碗口、碗底等茫口上包鑲金邊、銀邊。鈞窰瓷胎厚實，釉層濃厚，釉色在燒製過程中發生「窰變」，呈現出玫瑰色、天青、豆青等斑斕色彩。
明清至今，有關宋瓷藝術成就的論述多不勝數。在筆者看來，宋瓷之美，根蒂在於，它融會了之前中國人傳統的「道」、「器」之分，將宋人純文人化的思想情感、道德情操，成功地陶鈞在一件件色澤單純、品質純粹的青、白瓷器質裏。宋瓷的根本特徵，在於其蘊含的人文情懷、冰雪情操，表現出那個時代特有的文人氣質。這就好比如今人們津津樂道的「儒雅」氣質。
我們最古老的文化典籍《易經．繫辭》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無形的是道理，有形的是器具。道與器相結合是變化，推動實行是融會貫通，將其推廣而造福人類，就成為偉大的事業。後世特別是魏晉「玄學」興起之後，貴族、知識分子等精英階層，崇尚探討意識形態的「形而上學」，而不屑於關注具體器具。
另一方面，從北宋開始，改變了唐以前實行的「貴族政治」，全面進入「精英政治」時代，依靠科舉制度，把優秀知識分子納入國家統治機構。皇帝也是知識分子，也是文學家、藝術家、書法家、畫家。精英知識分子擔當起領導國家和民族的大任。於是有了北宋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深沉擔當。也因為道、器結合，「知行合一」，宋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並重，無論在火藥、航海指南針、活字印刷等物質生產、科學技術的「器」方面，還是程頤、程顥（北宋）、朱熹（南宋）在意識形態的「道」方面，都取得長足發展。從北宋起，帝王帶頭參與瓷器製造，實現「道」與「器」的結合，製瓷終於成為國家的一項「事業」，「景德鎮」（因宋真宗年號而命名）、CHINA（昌南），也逐漸享譽全國、走向海外。
圓方造型，人生境界
故宮博物院藏「汝窰三足樽」（圖三），高十二點九、口徑十八、底徑十七點八厘米，清宮舊藏。其形制仿漢銅樽，又似傳世「新莽嘉量」，直口平底。外壁上下兩邊緣，各凸起弦紋兩道，中部凸起弦紋三道，用以增強器壁的強度。造型規整、典雅、端凝。裏外皆施天青色釉，介乎青藍之間，色澤瑩潤光潔。釉面自然分布錯落有致的細微「開片」，那是因為瓷土胎體與釉料膨脹系數不同，而產生的燒成現象。通體感覺如玉如冰，中和蘊藉，令人聯想到孔夫子所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底部有五個燒製時留下的小支釘痕跡，是汝瓷的重要特徵。
故宮博物院藏「官窰圓洗」（圖四、五），是洗筆所用盛水器，高六點四、口徑二十二點六、足徑十九厘米。裏外施粉青色釉，釉汁濃厚油潤，有如堆脂，細膩光滑，幽雅凝重。窰藝師在燒製這種瓷器時，先素燒坯胎，然後在坯胎上多次上釉，達二毫米以上，好比雕漆反覆上漆一樣，以至釉層的厚度往往大於坯胎的厚度。這樣工藝繁複的器物，要選用優質的松柴作燃料，人性化加工，不慍不火，深入肌理。為避免燒製時支釘黏釉，採取將圈足低端去釉，墊餅裝在匣缽裏入窰。所以此洗圈足矮寬，足底無釉，露灰褐色胎體本色。此器直口微敞，造型大氣，底裏坦坦蕩蕩，器壁英挺堅實。清乾隆帝為之傾倒，在器底題刻，特別強調此器寓意「盂圓」的哲學內涵：「詎必古時無碗制，由來君道重盂圓。」先秦著作《屍子》記載：「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圓則水圓。』」人君好比水盂，人民好比水。水盂是方的，水盛在裏面就是方的；水盂是圓的，水盛在裏面就是圓的。人君要為民表率，為民立極。
故宮博物院藏傳世南宋另三件「官窰圓洗」（圖六），以及幾件「官窰圓盤」（圖七、八），那圓潤的造型、溫潤的色澤、明潔的品質，與宋人王柏的論述：「風定水止，月印萬川，陰陽不獨，動靜不偏，既靜復動，太極炯然」（《魯齋集》），朱熹「月印萬川，散在江湖，則隨處可見」（《朱子語類》）的明月，何其相似！程朱理學喜歡設喻說理。萬千河水中的月亮，其實都是高天明月的影子；人間的萬象真理，其實也都是天地之道的影子。這好比屈原《橘頌》讚頌橘樹：「精色內白，類任道兮。」宋汝窰、官窰那如冰似玉的洗、盤，早已超越了器本身，而成為了人們的精神寄託。
宋「官窰方花盆」（圖九），高九、口徑十五乘十五、足距十三乘十三厘米。這種方形瓷器的燒製，大大難於圓形器具。清代乾隆皇帝賞析時指出：製造燒瓷用的陶範，方形的遠比圓形的困難。因為方形陶範在窰中難於均齊平正，而且火候稍過，陶範就會走形生窳。除物以稀為貴之外，方器還寓意方正的人品：「方難圓易如人品，取美棄瑕亦理宜。」（乾隆帝《詠官窰方缾》）。為人處世圓通容易，端方正直卻是最難！圓、方兩種經典造型，恰可表達古人「智欲圓、行欲方」（《文子》）兩種境界。分析歷史不難發現，知識分子型的人們，尤其容易與宋瓷產生共鳴。
藝術魅力，征服敵人
文明的力量是恆久的，俘虜了徽、欽二帝的是金太宗完顏晟，六十年後，其曾孫金章宗，卻成為宋徽宗的「粉絲」。他是第一位與宋瓷產生共鳴的皇帝。南宋周密《癸辛雜識》記載「章宗效徽宗」事跡：「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指宋徽宗），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文化藝術的魅力征服了敵國的帝王。金章宗在生活情趣、文化藝術等方面，極力仿效宋徽宗。寫字專學宋徽宗「瘦金書」，畫畫寫仿宋徽宗「院畫」；宮中蓬萊院陳設的瓷器、玉器、文玩，多是宋徽宗宣和時期的寶物。為原汁原味創作出北宋的書畫，他花費黃金一斤，買到宋徽宗「蘇合油搜煙墨」。他又按照宋朝的典章制度，建立起金人的文化制度，包括詔建太學，太學裏布置古今圖書、三代鼎彝，舉行春秋「釋奠」祭孔大禮，實現了文明的進步和提升（以上據《書史會要》《大金國志》《太平清話》等）。
乾隆皇帝，精研宋瓷
宋代高度文人化的文化風尚，感召了清代帝王士大夫。清代官方文化以六朝為最高追求，學宋優於學唐。乾隆帝痴迷宋瓷，以至於認為只有宋瓷才是瓷：「周尺將盈尺，宋瓷方是瓷。」（乾隆帝《詠官窰盤子》）這不但因為宋瓷的藝術成就，還在於其深刻的思想內涵：看到書案上這件靜穆的圓盤，就想到為君者的歷史使命，「獨切水圓思」。
乾隆帝把傳世宋瓷安排在自己的書房、卧室，讓自己生活在宋瓷構成的藝術環境裏。吃飯用宋瓷碗，睡覺枕着宋瓷枕；文房裏用着宋瓷洗，琴幾上陳設着宋瓷花瓶，寫字墊着宋瓷臂擱；庭院翠竹下，放置宋瓷鈞窰花盆……故宮宋瓷有不少器底刻着乾隆時擺放地點，例如養心殿寫字間「明窗」、養心殿書房「長春書屋」、中南海「瀛台」（圖十）、「建福宮竹石假山」。對於研究心得，就賦詩或題語，命玉器作的匠師銘刻器底。
他曾在庫房裏先發現一件宋瓷臂擱，於是作詩《題宋瓷臂擱》，稱讚其「盈手竹裁節，通身冰裂紋」，墊着閱盡千年歲月的瓷器，激發出遷思妙想，於是設想送給他仰慕的書聖王羲之（字逸少）：「持將贈逸少，作字換鵝羣。」後來意外又得到另一隻，這副臂擱居然恢復了原配。因此興奮不已，再做《宋瓷臂擱》詩，「後先合德相為犮，官窰修內陶成後。瘦金筆法擱臂肘，羲之懸腕或弗取。……」由「鐵足淡青」、「通身冰裂紋」可知，這副臂擱為南宋官窰瓷，上面有宋徽宗瘦金書題語及易象圖案。
像金章宗一樣，乾隆帝也酷愛宋徽宗的書法，甚至愛屋及烏，對藝術天才宋徽宗不幸下場生出幾分同情和憐憫。他由一件宋瓷駱駝產生「瓷讖」的想法。《宋瓷駱駝》詩誇讚這件沙漠之舟塑造得好，最後感嘆，宋徽宗造出這件藝術品本是清賞雅玩的，怎料成為被俘流落金朝五國城的讖語：「修內陶成供秘玩，詎期五國伴愁嗟。」清朝皇帝一向自認是金朝帝王後裔，面對這件藝術佳作，乾隆帝選擇站到宋人一邊。
乾隆帝對宋瓷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一系列真知灼見。例如指出「修內司」執掌皇家用瓷製造，宋代有官、汝、鈞、定四窰口；器底外壁的「甲」、「乙」等字樣，代表窰口及其等級，為修內司評定：「官窰為甲哥窰乙，修內定評出宋瓷。」（《詠官窰方瓶》）宋瓷之美包括「芝為華彩玉為肌」的質感，白描式造型：「恰似白描吳道子」（《宋瓷膽瓶》），還有其反璞歸真的情趣等等，至今都有參考價值。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