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劉以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於灣仔《香港文學》編輯部。圖片出自《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劉以鬯卷》作者供圖
劉以鬯一九一八年出生，今年正好百歲誕辰，很值得慶賀。從香港角度看，劉以鬯一九四八年離滬到港，今年正好七十年，堪稱文壇常青樹。劉以鬯經歷了一九四九年後香港文學的每一個階段，並且都擔當重要角色，發表優秀作品，堪稱香港文學的化身。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簡略論述劉以鬯對於香港文學的貢獻。/趙稀方
一、現代主義宣導和實踐
香港最早的現代主義思潮，開始於一九五六年二月面世的由馬朗創辦的《文藝新潮》。人多以為劉以鬯與《文藝新潮》並無關係，其實不然。劉以鬯在《文藝新潮》第十四期上發表過「四短篇」。這「四短篇」在目錄上被置於首篇，壓過了排在第二的李維陵的力作《荊棘》。一九五九年五月，劉以鬯又在《文藝新潮》最後第十五期上，發表了《黑白蝴蝶》。這是一篇意識流之作，寫「我」在樓上喪失了行走能力的太太和樓下另一個女人之間的心理角逐，意識跳躍，文字靈動。《黑白蝴蝶》預示着劉以鬯意識流小說走向成熟，也給《文藝新潮》一個完美的結局。
《文藝新潮》停刊後，劉以鬯於一九六○至六二年主持了《香港時報．淺水灣》，接續了香港的現代主義思潮。《文藝新潮》的人馬，如馬朗、昆南、王無邪、盧因等，都繼續在「淺水灣」上發表文章。劉以鬯本人除了以「太平山人」的筆名寫「香港故事」的專欄外，也發表了不少介紹西方現代主義的文章，如介紹了海明威的去世，介紹了一九五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帕斯捷爾納等。「淺水灣」還連載了幾個長篇，其中較有價值的是一九六○年十月四日至十二月十八日連載的海明威的小說《危險的夏天》，「淺水灣」分七十四次登完。《危險的夏天》是海明威生前最後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它於一九六○年九月分三期刊登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美國九月刊登，「淺水灣」十月就跟進翻譯，時間上相當及時。
除此之外，劉以鬯還着手於現代主義創作實踐，他於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至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在《星島晚報》上連載長篇小說《酒徒》，此書當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就由香港海濱圖書公司出版，成為五、六十年代香港現代主義實踐的高峰。
《酒徒》被稱為中國當代第一部意識流小說，劉以鬯並沒有首肯這一說法，他只是說《酒徒》中運用了意識流手法。的確，劉以鬯對於西方意識流手法作了中國式的改造。意識流小說雖能深刻展示人的內心無意識心理，那種錯亂無序的形而上意識並不符合要求情節的中國讀者的閱讀期待。劉以鬯最喜歡的作家是 J．喬易斯，但他最喜歡的作品卻不是《尤利西斯》，而是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其原因就在於《喧嘩與騷動》相對來說情節性強一些。《酒徒》的構思很巧妙，其主人公是一個常常酩酊大醉的酒徒，書中貫穿着「醉」與「醒」兩重結構。「醒」時主人公是理性的，書中的情節由此而得到交代；「醉」時主人公是失常的，他的內心的意識流動合情合理。讀者既明白了情節，又感受到了人物內心流瀉的深度。
劉以鬯一直致力於「以詩的語言去寫小說」，其跳躍的、意象性的詩歌語言產生了獨特的效果。《酒徒》的詩化語言主要表現為：一，語句的分行、排比，段落的複沓。二，指陳性的敘述變為意象性的暗示。普通小說的散文體線性語言已被分行的、長短不一的、意象性的語句所代替，這給讀者以突兀、跳躍、又含蓄、朦朧的感覺，正切合了心理流動的特徵。劉以鬯《酒徒》的詩化語言或許受到了西方意識流小說的啟發，但他已將其化為己用了，《酒徒》中的意象與韻律無不顯出作者不同於西方的東方詩國氣韻。
《酒徒》之外，劉以鬯一生創作了大量的實驗小說，對於現代小說形式進行了多種創新，其中一些小說因為被改編成電影，如《對倒》被王家衛改編成電影《花樣年代》，而名聲大噪。
劉以鬯對於現代小說，有很獨特的看法。他認為「現實主義應該死去了，現代小說家必須探求人類的內在真實。」在他看來，香港的「文藝小說」尚沒有達到「五四時期」的水準，而中國現代小說與同時代的世界西方一流小說相比，仍然是落後的。《酒徒》第五節，荷西門在談到中國「五四」以來文學成就的時候提出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卻提出「以我個人的趣味來說，我倒是比較喜歡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大波》與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至於短篇小說，「我」認為茅盾的短篇小說只是「中篇或長篇的大綱」，巴金的短篇只有《將軍》值得一提，老舍的情形也差不多，「照我看來，在短篇小說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最具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首推沈從文。」「談到Style，不能不想起張愛玲、端木蕻良與蘆焚（即師陀）。張愛玲出現在中國文壇，猶如黑暗中出現的光。」我們知道，中國大陸新時期對於沈從文、張愛玲等中國現代作家的重新評價，一直到新時期才開始，劉以鬯早已經在《酒徒》中就對此有大量闡述。
二、以文學扶植年輕一代
五、六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壇左右鮮明對立，劉以鬯在政治之外宣導現代主義。不過他對於左派報刊還是很友好的，經常在上面發表文章。
一九六六年一月《海光文藝》的創立，劉以鬯在第一期就發表了《威簾．森默賽脫．毛姆》一文，其後又發表了《森格．姆罕拉葛》（二）、《飢餓》（五）、《窗前》（十三）等一系列作品。他還帶動了李英豪等作家在《海光文藝》上發表作品。《海光文藝》第十二期編了一個海明威專輯，其中包括李英豪翻譯的海明威的《流動節日》，以及他本人撰寫的《關於流動節日》。
「六七抗議運動」發生後，香港左翼文壇遭受打擊，多家報刊破產。直到一九七二年，吳其敏創辦《海洋文藝》，延續了香港左翼文藝的香火。劉以鬯繼續在《海洋文藝》露面，他發表了小說《蜘蛛精》（一九七九年六卷二期）和論文《柯靈的文學道路》（一九八○年七卷一期）、《現代美國偉大小說家納布阿考夫》（一九八○年七卷二期）等文。
七十年代前後，隨着戰後出生的新一代港人長大成人，香港文壇發生了歷史輪替，老一代南來作家不再是歷史主角。不過，劉以鬯卻很特殊，繼續為年輕人所追捧。原因是，新一代香港本土作家多數傾向現代主義，是在劉以鬯等人的引導下成長起來的。
一九七二年也斯創辦的《四季》，是香港新一代作家最早的文學雜誌之一。在《四季》第一期上，劉以鬯參與編輯了「穆時英專輯」。劉以鬯早就在《酒徒》等文中提到穆時英，感嘆這位「中國新感覺派聖手」的湮沒，但一直沒人出面整理穆時英的作品，也斯這次編輯「穆時英專輯」，也算了卻了劉以鬯的心願。「專輯」刊登了一則葉靈鳳關於穆時英的訪談，又發表了劉以鬯和黃俊東專論穆時英的文章，其後刊登了穆時英的兩部作品：《南北極》和《上海的狐步舞》。一直到新時期以後，穆時英才重新在內地被「發現」。
一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國學生周報》停刊，《四季》第二期才出版。在這本刊物中，我們所熟悉的五、六十年代南來作家的名字基本消失，代之於新冒起的本土青年作家的名字，吳煦斌、鍾玲玲、梁秉鈞、李國威、蓬草、適然、張灼祥、何福仁、淮遠、康夫、馬若等。這份名單標誌着香港新生代文人已經佔領歷史舞台，不過有一個老作家例外，那就是劉以鬯。劉以鬯的實驗小說《對倒》置於目錄的首位，這說明他已經成為香港年輕一代的精神領袖。
一九七九年成立的素葉出版社和八○年六月創立的《素葉文學》雜誌，是香港新一代本土作家發展的高潮。劉以鬯繼續在《素葉文學》上發表文章。《素葉文學》第二期刊載了劉以鬯的一篇文章，那是劉以鬯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三日在剛剛成立的「新加坡文藝座談會」主辦的一個國際文學議會上的一個講話。在這個講話中，劉以鬯整體上對於香港文學並不樂觀，但是他大力支持《大拇指》、「素葉」以及《詩風》等年輕一代對於香港文學的推動。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香港時報》創刊，劉以鬯受邀擔任「淺水灣」副刊編輯，這是劉以鬯在香港編的第一個副刊。可惜時間並不長，劉以鬯不願意在副刊上刊載舊詩，不合老闆的意，被迫走人。不久，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星島週報》創刊，劉以鬯擔任執行編輯。不過又因為刊登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而受到老闆責備。五天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上海的《西點》在上海復刊，劉以鬯受聘擔任主編。他用一半的篇幅刊登純文學短篇小說，也受到批評。香港報刊多數走通俗路線，劉以鬯堅持新文學及純文學的路線，儘管屢屢碰壁，仍然難能可貴。一九五七年，劉以鬯從新加坡回香港，受邀重新回到《香港時報》，他仍然不改初衷，編「淺水灣」，促進香港現代主義。
三、帶動香港文學影響力
劉以鬯在香港主編刊物最成功的一次，是一九八五年主編《香港文學》。八十年代香港文壇面臨着危機，特別到一九八四年，隨着《詩風》、《當代文藝》和《素葉文學》當時停刊，香港文壇幾乎到了彈盡糧絕的地步。黃傲雲稱：「一九八四年底，香港的文學，又是否已經走向滅亡？一九八四年的結束，看起來像香港的文學或香港文學，已經結束。」在這樣一種危急情形下，《香港文學》於一九八五年一月挺身而出，重振香港文壇。作為主編的劉以鬯，因為自己的特殊地位，重新集聚了香港文壇各路兵馬。無論左與右，無論本土與南來，無論老年與青年，多數都能在《香港文學》發表作品，由此形成了香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匯流。《香港文學》不但接續了香港文學的命脈，也創造了八十年代以後香港文學的新生命。
在《香港文學》上，一方面，劉以鬯作為南來文人，很重視銜接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僅一九八五年第一年，《香港文學》就刊載了「戴望舒逝世三十五周年紀念特輯」、「郁達夫殉難四十周年紀念特輯」等中國現代文學紀念專輯；另一方面，劉以鬯作為香港作家，又非常重視香港文學學科，發表了大量的香港文學報刊史料及評論。《香港文學》創刊伊始，就連載了平可的《誤闖文壇述憶》，刊登了侶倫（貝茜）的《香港新文壇的演進與展望》，還連載了楊國雄的《清末至七七事變的香港文學期刊》，這些都成為後來研究香港文學的基本文獻。劉以鬯還邀請眾多香港早期報刊的創建者，回顧歷史過程，其中也包括對於文學團體，文學獎項的回顧等。看得出來，劉以鬯在有意識地建構香港文學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文學》一直以大量的篇幅關注內地之外的華文文學，刊登了台灣、澳門，及東南亞、北美、歐洲等地區的華文文學，在世界華文文學的體系構造中，確定香港文學的主體定位。《香港文學》由此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這是香港作為一個獨特文化空間的價值所在，也是它對於中國文學的最大貢獻。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台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