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民眾整體稅賦是相對偏高的，降低稅賦並補貼家庭應該是財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對孩子的補貼本質上是對人力資源，也就是對未來的投資

　　2018年1月18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整整63萬。這一數據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更低。比如，國家衛計委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初預測出生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而對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預測為2023.2萬。而最新的數據表明，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過去了，2017年出生人口比衛計委的最低預測還要少整整300萬。/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 梁建章

　　外界之前的預測是，出生人口將在2017年達到高峰，當年出生人口有望超過1800萬，但隨着生育堆積結束後育齡女性數量的銳減，出生人口將在2018年進入雪崩狀態，在之後十年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萎縮。但現在看來，出生人口雪崩比我們預料的來得更早，也更加迅猛。

　　新生兒養育成本高企

　　出生人數大大低於預期背後是生育低迷，而生育意願如此低迷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養育成本太高。目前在大城市，一個孩子從出生到上大學，平均每人每年要花大概2萬到3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費用，這還不包括父母的機會成本及時間和精力投入。要切實減輕育齡夫婦撫養孩子的負擔，政府有必要對養育家庭進行財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數量抵稅，也可以直接補貼。

　　在養老社會化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在社會道義上也是公平的。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於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後繳納的用於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於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佔GDP的5%，而養老支出佔15%。因此，相對於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着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因此，公平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

　　那麼，政府是否有財力承受這種養育扶助呢？根據財政部數據，個人所得稅只佔公共財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稅的方式來減少個人所得稅對國家財政影響非常有限。實際上，中國民眾的整體稅賦放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算是比較高的，尤其是相對於民眾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來說更是如此。因此，降低稅賦並補貼家庭應該是財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

　　長期來看，對孩子的補貼本質上是對於本國人力資源，也就是未來的投資。相對於當下普遍「過剩」的中國經濟來說，投資於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選擇。

　　許多國家對養育家庭的補貼按孩子實行累進制，鼓勵家庭生育更多孩子。在法國，政府就長期採用這類方法鼓勵生育，而且還對生育八個以上孩子的母親頒發共和國家庭勳章。實際上，法國的生育率遠高於中國。受到長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為日本社會的難題。而根據今年1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道，日本小鎮Nagicho在推出生育補貼等鼓勵生育措施後，生育率從1.4提高到2.8。這個消息給深受低生育率困擾的日本社會透出了一線生機。

　　育齡女性十年減四成

　　由於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並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對收入較低者則直接發放現金補貼。為了提升生育率並整體降低財政壓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實施的當下僅對第二個孩子實行抵稅或者補貼，等到全面放開之後再對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實行。對六歲以前的孩子，我們建議政府以這些方式轉移給家庭的支付大約以每個孩子每年平均1萬元左右為標準，而孩子抵稅所減免的金額以每個孩子累計到10萬元封頂。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2011年至2016年這六年間，中國平均每年出生1668萬人，二孩佔比不超過50%，由此可以計算出目前6歲以下的二孩兒童不到6000萬人，因此每年政府用於輔助養育二孩的支出總共不超過6000億元，只佔GDP的1%左右。相比之下，北歐和西歐的國家對養育家庭的補貼一般相當於GDP的3%至4%。

　　目前中國老齡化還只是剛剛開始，補貼生育在財政上還可以承擔。但如果錯過當前時機，隨着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屆時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財力都可能捉襟見肘，更遑論去補貼沒有短期收益的養育事業了。未來十年，處於育齡高峰期的女性將減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釋放結束，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雪崩，最終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財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當其時。

　　不久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降至21%；而個人所得稅的大部分稅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7%。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國稅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特別關注；該法案會對中美經濟互動產生何種影響，以及中國是否也需要減稅成為財經界的熱點話題。筆者認為，應對美國減稅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減免養育家庭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短期可以提振中國的內需，長期有利於提升過低的生育率，進而維持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