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朱紈傳》還說，明初洪武之後，天下太平日久，「海禁」無形中逐漸放鬆了，「奸民闌出入（隨便出海），勾倭人（日本人）及佛郎機（明代泛指當時崛起的海洋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諸國人互市」。到明中期嘉靖時倭寇氾濫成災，於是重新嚴控海禁政策。這也是保衛國家安全不得已之舉。嘉靖皇帝的兒子，在隆慶元年（一五六七年）重開海禁，但仍將日本排除在外。接下來萬曆時期，倭寇繼續為患，尤其是日本掌權的豐臣秀吉入侵朝鮮，萬曆皇帝派遣大軍「抗日援朝」，明政府在實行海禁之時，特別禁止對日貿易。然而，經濟發展自身規律，商人的趨利本性，使「海禁」成為一紙虛文，民間海外貿易屢禁不止。

　　筆者查到晚明大臣施邦曜和大臣兼書畫家倪元璐，在給崇禎皇帝上書中都提到，明代在天啟（崇禎皇帝的前任）以前是開放海外貿易的，對進口洋貨收稅：「福建有東、西兩洋商舶，自前代至今俱收其稅，以資國用者。」天啟年間因海上貿易糾紛及海盜騷擾沿海地方，明廷議論禁止海外貿易，但實際上海外貿易禁而不止，國內市場上洋貨很多，晚明所謂「禁洋不開」規定是掩耳盜鈴。

　　倪元璐分析中外商品互通有無這一市場運轉自身規律，指出：犀角、象牙、香料等等，是東、西兩洋特產而為中國內地所需；而東西兩洋人民日常生活，又必須依靠中國生產的消費品。從事外貿活動的福建等地沿海居民，因為當地都是崇山峻嶺無田可耕，世代「以海為田」，他們一日不下海就無以為生。在中外市場相互需求如此迫切情況下，海外貿易禁止一日，民間走私就一天不止。天啟時頒布海禁之後的情形是：政府天天喊禁海，民間天天有走私。最後地方官無可奈何，只好睜隻眼、閉隻眼，上下相蒙，欺騙朝廷，海禁根本得不到落實，反而令不法之徒大獲其利。因此他建議朝廷正式開放海外貿易，按規定對進出口貨物徵稅，如此也好接濟明末因遼東戰事急需的養兵之費。他還提出讓帥臣、後來收復台灣的鄭成功之父鄭芝龍，坐鎮閩粵交界之地，發揮他在對外交往方面的特長，委任他辦理當地「洋政」（晚清稱「洋務」）。如此，國家一年可增收十餘萬餉銀。還建議由長期任職福建的施邦曜、他下屬的福建籍官員王之驥，與福建當局進一步調查研究，制定出「有利無害」的系統政策。這一切都說明，明代自始至終對外貿易就勢不可擋，畫中商家宣揚的「東西兩洋貨物俱全」，所言非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