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冼漢廸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迎來第六屆特區政府就職。過去一年，香港經歷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以及行政長官選舉的順利完成，令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的政治體制踏進新裏程，確保特區政權由愛國愛港人士掌握，從而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對於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和「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具有重大意義。

　　面對當下國際形勢錯綜複雜，加上新冠疫情持續帶來的不確定性，香港引以為傲的金融、物流等傳統支柱產業，競爭優勢在未來十年內均會被取而代之。故此香港要讓經濟持續發展，必須走向多元化。習近平主席説過：「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創新是民族進步之魂」。香港基礎科研實力深厚，法律、知識産權、科技成果轉化等配套服務體繫健全，加上香港的國際化程度之高以及「一國兩制」的安排令香港在引進海外團隊、開展合作研究等方面比內地具有更多彈性，具有發展創科的土壤。筆者認爲，創新科技作爲經濟增長的動力及加強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聚焦創科發展，培育為香港經濟新亮點，應成爲特區政府在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之際的一項重要任務。

　　在第五屆特區政府的努力下，香港創新科技的土壤得到源源不絕的養分，在基建設施、基礎研究、人才培訓、科普教育、成果轉化、投資初創等方面投入1500億港元，也取得一定成果，例如初創企業的數目由2014年的約1000家躍升至2021年的超過4000家，同期風險投資基金投資額也由12.4億元激增至471億元，更見證十多間獨角獸企業的誕生;香港現時亦已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生物科技集資中心，成果得來不易。

　　但要創科持續發展，除了穩定的投入外，更重要的是政策上的配合以及觀念上的轉變，加上改變目前公私營研發的投入比例，利用香港亞洲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極大地鼓勵私人資本參與到創科的投資，香港的創新科技才能持續發展。

　　政策上的配合方面，筆者認爲目前特區政府推出新政策的速度比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究其原因之一，在於特區政府政府內部過度分工，各自為政、部門自掃門前雪，更專註自身的績效利益，施政講求依足程序、遵循條例，為規避問責處處按章辦事的工作模式。

　　筆者認爲，新一屆特區政府自上而下的「以結果為目標」工作方向，加上政府架構重組，固然對破除部門之間的障礙，加快工作流程有所幫助。筆者認爲，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政策制定時，不單可以「成熟一項推一項」、針對一些創科政策，更可以參考內地「先行先試」的做法，對新技術不應以現有的思維及法律條文規限，在特定時間、特定範圍內允許「先行先試」，甚至「讓子彈飛一會」的包容性監管，令這些新技術發展一段時間，看清楚發展趨勢及當中問題，再進行治理，我覺得這樣的施政思維可以大大配合世界科研日新月異的發展。

　　至於觀念上的轉變，筆者認爲雖然香港作爲一個城市，擁有五所躋身全球百大的大學，以及兩所大學醫學院晉身全球50強，實力備受國際肯定，但卻存在所培養人才的結構與科技創新、産業發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結構化問題，究其原因，在於當前香港理工科畢業生缺乏就業崗位、報酬偏低的現實狀況，加上研究人員缺乏晉升渠道，以及不少內地在港就讀學生畢業後均選擇回到內地發展，導致香港長期缺乏創科人才。

　　與此同時，在現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制度下，是以4個必修「核心科目」--即中、英、數及公民教育及社會發展科)來決定學生是否達到入讀大學門檻，當中隻有數學一科與「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簡稱：STEM)」教育略為相關，可見DSE很難有效地發掘學生STEM的潛能。在DSE非核心科目方面，教育局公布的《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統計概覽》，2020年DSE日校考生51,886人，可是參與科技及工程相關科目考試的考生並不多，例如「資訊及通訊科技」科(ICT)的學生有5,219人、「設計與應用科技」科(DAT)的考生更只得539人；相比之下，參與商務相關科目考試的學生人數明顯較多，例如經濟科12,243人、「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BAFS)9,559人，可見學生多傾向商業有關的科目，導致大多DSE考試成績優秀的學生都不願意在大學修讀理工學科，與內地以及歐美等國優異生爭相修讀理工科的文化大相徑庭。

　　筆者認爲，新一屆特區政府一方面除需要大力投放資源於STEM教育外，更應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機遇，為理工科學生創造獲得更多高報酬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使社會形成一種崇尚理工學科的氛圍，從而促使更多學生選擇理工學科的意願，為高校的人才培養結構帶來實質轉變。針對海內外學生在港畢業後流失的問題，由於《基本法》規定需要連續居港七年才能獲得永久居民身份，故此目前這些學生在畢業後無法即時享受例如醫療、資助房屋等社會福利，減低他們留港的意欲，筆者認爲特區政府應積極考慮在這些人才畢業後至獲得永久居民身份前，為這個群體提供各項支援，例如人才公寓、醫療保險津貼等。

　　至於改善公私營機構在科創投入的比例方面，香港的科研資金投入比內地和周邊地區還低一直爲人詬病(以二○一九年為例，內地和韓國的科研資金投入分別佔其本地生產總值的2.23%及4.64%，而台灣地區的研發經費佔其本地生產總值的3.5%，香港的研發開支比率則不足1%)。與此同時，國際社會一般以私營機構為創科的投資主力，私營資金成本效益通常較公營資金高，但目前香港的科研資金過度依賴公營機構，私人科研資金投入不足，例如早在2015年，科研強國以色列的商界研發開支佔該國民用研發開支比率達86%，反觀香港截至目前爲止的比例隻有約四成左右， 情況有待改善。

　　筆者認爲，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一直奉行所謂「行之有效」的「小政府大市場」原則，但對創新科技發展而言，總結世界各個國家及地區的經驗，必須要由國家或地區政府做主導，因爲科技產業剛開始時需要較多投入，回報較慢，如果只推給市場，私人資金便不願意冒險，若特區政府對本地科研採取更進取的投資策略，承擔部分的出資風險，讓一些有較高風險、投資者不想單獨承擔的科研項目也有成功獲得投資的機會，將有助帶動投資者的積極性。此外，特區政府為企業進行「合資格研發活動」的開支，提供額外稅務扣減，我認爲對於一些尚未盈利的初創企業來説，稅務扣減的意義不大，建議可參考國外模式，當一家企業當期沒有盈利，可按特定比例且符合稅例資格的研發支出取回現金，以此提升私人企業加強研發開支的推動力。

　　第六屆特區政府的就職，正處於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也是國家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筆者衷心期盼新一屆特區政府以行動開新局、以創科開未來，積極融入國家戰略發展的大格局之中，擔負起在新時期保持香港繁榮穩定的新使命新責任，重新煥發出生機活力，與香港市民「同爲香港開新篇」，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

　　(作者為天津市政協委員、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