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卓絕的香港抗戰，巍然聳立眾多的英雄群像。他們的事跡彪炳青史，垂範後人。

　　香港抗戰的首位英雄，是戰死在廣東抗日前線的香港學生賑濟會回國服務團第三團副團長、中共黨員關晃明。他在1919年出生於香港，祖籍廣東南海九江。青少年時入讀香港皇仁書院，1938年夏天加入中共。1939年1月13日，他和學賑會回國服務團第三團成員一起，經澳門坐車到中山，旋往江門、肇慶、廣寧等地。其後轉赴北江，4月初抵達曲江（韶關），參加第四戰區政工隊集訓。同年五六月間，學賑會回國服務團第三團的成員分配到廣東各地抗日前線，參加當地駐軍的政工工作。關晃明奉命到駐守中山縣的廣東國軍第一游擊區司令部政訓室政治隊工作。7月24日，數百名日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在中山橫門登陸。同月31日，被抗日武裝擊退。

　　負起大時代賦予的任務

　　9月7日，日偽軍隊再次在橫門登陸，佔領大王頭，不斷向小河之外的張家邊村發起進攻，關晃明和戰友們在村內頑強據守7晝夜。9月14日下午，日軍乘坐十幾艘橡皮艇，從側翼在沙愛鄉登陸，正面從大王頭殺來，十多架日機也凌空投彈掃射。當時，關晃明正患瘧疾，得知司令部失去與左右翼陣地聯繫之後，他決定自己去傳令。「晃明緊貼小溝爬行，終於到達火線上槍林彈雨中的星君廟」，「和傳令兵傳了攻守的戰略」，「又悄悄地跑到另外幾個部隊傳令去了」。當日「大戰從下午二時起，一直到太陽西斜」。「在血與火與煙的濃霧裏，關晃明悲壯地中彈殉國」，年僅20歲。

　　9月20日下午，中山守軍將來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擊退到海上，橫門保衛戰勝利結束。9月28日，《大公報》香港版登載「香港學生賑濟會追悼關晃明同志殉國特刊」。學賑會同仁誓言：「在紀念關烈士的時候，我們工作更應與時俱進，我們要切切實實地負起大時代賦予的任務！」

　　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時進攻香港。次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聲明「英美及太平洋各國的抗日戰爭是正義的解放的戰爭，英美對日的勝利就是民主與自由的勝利」，呼籲「建立與開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廣泛統一戰線」。因此，奮勇抵禦日軍入侵香港的駐港英軍和加拿大援軍的英雄們，同樣值得後人敬重。

　　日軍進攻香港前夕的同年11月16日星期天上午，羅遜准將（Brigadier John Kelburne Lawson）率領加拿大援軍兩個正規營和一個旅司令部及附屬單位共近2000人，乘坐遠洋輪船，從溫哥華抵達香港。羅遜臨危受命，出任西部旅旅長，設旅司令部於黃泥涌峽，該地迅即成為香港開戰以來最為激烈的血戰之地。

　　12月19日上午10時許，被迫將西部旅司令部轉移到聶高信山山麓的羅遜，用電話向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報告：「旅司令部已被包圍，敵人就在咫尺間開火，本人將外出應戰！」隨後，他手拿兩支左輪手槍，帶領司令部所有人員衝出掩體，和日軍決一死戰。同月23日，日軍在攻佔不久的聶高信山西部旅司令部掩體外側陣地上，發現戰死的羅遜遺體。

　　香港淪陷後，不屈的香港人和在港外籍人士仍然堅持有組織的地下抵抗活動。美國駐華空軍「飛虎隊」作為強悍的域外打擊力量，根據國共兩黨在港組織和英軍服務團（BAAG）分別提供的情報，不斷轟炸日軍在港的海、空軍設施，挫敗日軍將香港變為太平洋戰爭主要後勤基地的圖謀。在此過程中，湧現眾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1944年2月11日，美國空軍駐華「飛虎隊」的32架飛機從廣西桂林起飛，轟炸香港啟德機場。飛行員克爾中尉（Lt. Donald W. Kerr）駕駛的護航戰機不幸被日機擊落。他跳傘降落在新界沙田觀音山，港九獨立大隊的14歲「小鬼」李石帶他隱藏在山洞裏，避過日軍搜捕。李石隨後和其他游擊隊員一起，護送克爾輾轉去到廣東惠陽葵涌土洋村（今屬深圳大鵬新區）的東江縱隊司令部。經國軍與英軍服務團接力護送，克爾安全返回桂林。遠東美軍因而派遣專門情報組來到廣東，與東江縱隊密切合作，收集日軍情報。（編者註：克爾中尉之子戴維．克爾上月為感謝當年冒險救助父親的東江縱隊而來港，不但跟當年有份幫助父親的東江縱隊「小鬼隊」隊員敘舊，更與李石之子李瑞零一同回到當年克爾中尉藏身的炭窰，追憶兩位父輩在戰火中締結的深厚情誼。）

　　捨生取義奮起對抗強敵

　　香港日軍未能捕獲跳傘着陸的美軍飛行員，惱羞成怒，便集中兵力，對活動在香港西貢地區的港九獨立大隊進行大掃蕩，同時加強對港九地區的嚴密監控。同年3月17日上午，港九獨立大隊市區中隊隊長兼指導員方蘭（原名孔秀芳）的母親馮芝攜帶秘密情報，經過港島亞公岩哨所，被投降日軍的印度籍憲查發現，關押在筲箕灣派出所。馮芝攜帶的情報涉及專門為日本海軍修船、造船的「日立造船廠」銅鑼灣分廠（即原「敬記」船廠）的圖紙資料，在該船廠擔任描圖員的17歲女游擊隊員張淑賢隨後也遭逮捕。

　　年僅23歲的方蘭不忍市區中隊蒙受更大的犧牲，放棄戰友冒險營救馮芝、張淑賢的建議，轉而致力部署「四月大行動」，以便迫使仍在西貢等地掃蕩的香港日軍主力回防市區。市區中隊除了在市區撒傳單、貼標語的抗日「紙彈行動」之外，還籌劃炸毀距離日軍九龍憲兵隊隊部約100米的旺角窩打老道的九廣鐵路四號鐵橋。經過多番嘗試，方蘭和游擊隊員梁福等人終於利用英軍遺棄的彈藥，在4月21日深夜12時成功炸毀四號鐵橋。

　　游擊隊在九龍市區的抗日活動，引起日軍的瘋狂反撲。為了從馮芝和張淑賢口中挖出更多秘密，香港日軍憲兵隊本部在接審馮、張兩人案件後，將她們押解到赤柱監獄。6月初，兩人又被轉押到銅鑼灣的日本海軍刑務部（即軍事法庭），罪名是「收集日本海軍情報的間諜」。同月23日，兩人被押解到跑馬地藍塘道處決。時年61歲和年僅17歲的兩位女英烈，以自己寶貴的生命，嚴守游擊隊的秘密和安全。

　　1944年12月，隨着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大舉反攻，尼米茲（Chester William Nimitz）上將指揮的美國第四艦隊一度形成「以香港為中心的華南登陸作戰計劃」。「為了配合盟軍的反攻和登陸，東縱的無名英雄們在看不見的戰場上展開了極其艱巨而又卓有成效的工作，給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及在華美軍司令部提供了大量的、準確的情報。」

　　專門負責與美軍進行情報合作的東縱聯絡處處長袁庚，為了配合美國海軍第四艦隊和陸軍第十四航空隊對香港日軍的大規模聯合轟炸，除了及時向美軍報告日軍在啟德機場的飛機庫、在香港海面的艦艇，以及鯉魚門炮台、青山道軍火庫等重要目標的準確方位之外，還帶領兩名偵員，預先潛伏在啟德機場背後的鑽石山上，就近觀察美、日兩軍空戰情形，及時向美軍反饋第一手情報。翌日，袁庚等三人途經尖沙咀大鐘樓，赫然看見多名日軍正強迫路人向五花大綁、滿身血污的一名被俘美軍飛行員啐口水！袁庚後來回憶說：「突遇如此不人道的虐待戰俘場面，我毫無思想準備，差點倒退幾步，失聲喊了出來。」「幾十年過去了，那個被害的美國俘虜——我素昧平生的盟軍戰友，依舊深深地留在我心底。如今每當我路過尖東時，仍不能釋然於懷。」懷着與盟友真誠合作的赤子之心，袁庚在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著名闖將。

　　為今日香港增添精神力量

　　而其他堅持在香港進行抗日諜報工作的各界人士，也有不畏強敵、慷慨就義的英雄。原籍廣東普寧的楊炳雄曾在香港喇沙書院讀書，日軍進攻香港時，他擔任港九職工互助社常務委員，從事運輸和防空工作。日軍佔領香港後，他打入日軍憲兵隊，刺探敵偽情報。「舉凡敵人之陰謀動向及在港之軍事設施，無不冒險攝取。」1943年4月19日，日軍破獲中統香港站第三電台，從繳獲的情報文件中發現楊炳雄的行蹤，在同月22日將其逮捕，10月被日軍殺害。1945年1月16日，援華美軍「飛虎隊」空襲香港，其中一架飛機被日軍擊落，飛行員跳傘。香港漁業工人蘇權見義勇為，將這名美軍飛行員藏匿在貨倉裏，準備幫助他逃出香港。不料被為日軍服務的印度籍警察發現，密報日軍憲兵，搜出降落傘。蘇權和美軍飛行員因此被捕，兩人當即被處死於香港西環卑路乍街。

　　抗戰時期的香港早已是發展成熟的商業社會，講求的是等價交換的買賣原則。然而，卻有這麼一批人，勇於捨生取義，奮起對抗強敵，為淪陷的香港點燃照亮前路的正義之光。

　　人總是要有一點精神依託的。緬懷香港抗戰的英雄群像，肯定能為今日的香港增添撼動人心的精神力量。

　　香港抗戰研究會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