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置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於死地，「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6月時採取新策略。

　　一、動員和組織「蒙面」人進行各類非法行動，譬如衝擊政府總部、立法會大樓和警察防線，甚至包圍警察總部的前列。這些人，以幾十人和數百人為組合，利用移動網絡來指揮和溝通，在設置路障、發起攻擊等行動上表現得進退有序。「蒙面」的目的是不給執法機構以取證的機會。這樣的方式意味着這一類行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明白，他們是見不得人的「鬼蜮」。

　　二、大規模進攻與零星「野貓」式騷亂相結合。6月9日大規模遊行結束後，一小撮「蒙面」人於10日凌晨推倒立法會示威區鐵馬，有人向警員擲水樽或鐵支，部分人衝出告士打道東行線，以垃圾桶和巴士站牌等做路障，阻塞道路。6月12日，在金鐘一帶，既有數萬人的嚴重堵塞交通，又有一小撮「蒙面」人使用削尖的鐵枝和地磚攻擊警察，並破壞附近公共設施。

　　即使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6月15日宣布暫緩兩個條例修訂工作，但是，6月16日反對派仍然發起大規模遊行。6月21日，以「蒙面」人為主，反對派包圍警察總部，堵塞多座政府辦公大樓出入口，再度佔據夏慤道、告士打道等港島交通大動脈，癱瘓相關區域交通。

　　「拒中抗共」邀外力干預港事

　　三、反對派政治團體頭面人物以閃縮的姿態參與「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的活動。具體而言，在6月9日、16日大規模遊行中，他們公然集體走在最前列，儼然大遊行的領導者；但是，在6月10日凌晨、12日和21日的暴力行動中，他們一部分人不露面，另一些人一方面支持行動又努力使行動不至於失控的面目出現。

　　四、因應美國及其他西方若干國家或國家集團公然領導、鼓動香港的「拒中抗共」政治勢力竭力阻撓兩個條例修訂，「拒中抗共」政治勢力赤裸裸地投靠其外國主子。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先後帶領反對派頭面人物訪問華盛頓。反對派甚至公然要求西方國家在6月28日至29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上向中國施壓。

　　五、多年來一直蟄伏的港英時代「遺老」按捺不住跳出來，加入反對兩個條例修訂的大合唱。6月23日，港英最後一屆政府的憲制事務司施祖祥公開稱，修例問題不在解釋不足、宣傳不夠，而是「初心是錯的」，他批評政府修例是拆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牆，令特區全無保障，「暫緩不如撤回」。特區第一屆政府任期很短的保安局局長黎慶寧補充稱，香港當務之急是修補因近期事件觸發的社會撕裂，認為歷史顯示社會面對根深柢固的衝突時，真相與和解需並行，只有通過具公信力的組織，公正和全面徹查真相，社會傷口才可治愈，信任才得以重建。

　　請注意：施祖祥公然表明「一國兩制」必須在香港與國家主體之間「築牆」，果如此，則「一國」成不了「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香港被高牆與內地阻隔，豈非成了單獨政治實體抑或「國家」？

　　曾經出任港英最後一屆政府保安司和特區第一屆政府保安局局長的黎慶寧，應當明白使用武力攻擊警方防線的嚴重性，他居然無視6月12日「蒙面」人使用武力攻擊警方防線的鐵一般事實而要什麼「真相」。即使傾向反對派的攝影記者拍下的視頻都證明一小撮暴徒在6月12日所為，黎慶寧難道要查出他們的幕後指使者？

　　反對派政治團體頭面人物竭力避開「蒙面」人的暴力行為，以及「蒙面」人之所以「蒙面」，反映特區政府近幾年打擊「港獨」和懲處2014年「佔中」和2016年旺角暴亂的舉措產生了震懾效果。因此，特區政府面對中止修訂兩個條例後的管治困難，必須立場堅定，堅持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堅決不接受「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得寸進尺的狂妄要求。

　　另一方面，鑒於反對派採取了新策略，政府有關部門必須加強相關工作。

　　網絡遙控「野貓」式騷亂

　　譬如，利用移動網絡指揮和實施「野貓」式騷亂的為首者和主要骨幹的身份，以「蒙面」為遮蓋的指揮暴力行動者和主要骨幹的身份，都需要加強相關手段來識別。

　　特區政府修訂兩個條例工作為什麼功虧一簣？有人歸因於香港不少居民對內地司法制度不信任。但是，必須指出，香港社會已形成一股不講事實和道理、只重情緒的歪風，這股歪風使不少香港居民不願意聽政府解釋修訂兩個條例的真相和意義。

　　6月21日，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在其網誌發表《香港變了》，痛心疾首地說：「今天扼殺我們言論自由的竟然不是制度或政府，而是這個社會。」「我們活在一種獨特的白色恐怖中。我們不敢輕易公開表達意見，因為每一次嘗試行使這舉世認同的權利時，我們，以至家人、朋友，會受到網上種種無法忍受的抹黑、謾罵、詛咒，甚至威脅。」

　　「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就是這股歪風的製造者和推手。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