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從來都是以周期規律演變。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海嘯，2018年似乎是另一場危機爆發的時間。過往的危機具體觸發點可能不同，但規律的機制一樣，都是從美元的泡沫開始。泡沫支撐不了便爆破，把形成泡沫的資產價值抹掉，同時因金融對實質經濟的關連，以及市場心理預期驟變，連帶打擊實質經濟。越是與美元和國際經濟結合度高的國家和地區經濟，越是受打擊大。美國及美元作為危機的根本源頭，利用各種金融手段和政治措施，卻可以把大部分的風險和打擊轉移至別國。結果其他連帶受打擊的國家，損失可能比美國更大，美國甚至可藉此發危機財。在美國和美元的霸權底下，也沒有金本位的制約，這似乎變成金融危機規律下的一個子規律。

　　雖然中國金融體制還未完全對美元及國際體制開放，不容易被捲進金融危機的中心去。但中國金融開放度不擴闊，對國際貿易的倚重也高，不可能不受衝擊。關鍵在於危機到來時，中國的金融與經濟政策是否應對得宜，也即是關門和抵銷的舉措是否及時和足夠。中國應對危機不能單靠關門，關門只是暫時的應急措施。以中國經濟的規模而言，發展從來都依靠國際市場各方面的因素，金融、經濟也與地緣政治，乃至恐怖主義關聯結合，中國不能獨善其身。因而，在危機中，中國還要有一套在國際上的應對措施，用進攻來作最佳的防守，也聯合更多的國家來一起解決紓減危機的衝擊。

　　這次土耳其的貨幣大貶，或許與希臘國債危機相像，但多了一重美國貿易制裁，也在國際上與美國貿易制裁中國、俄羅斯、伊朗等連在一起。過往危機美國只在美元供應上做動作，今次在總統特朗普主持下，多了強美元以外的貿易關稅攻擊，甚至大有可能在對俄羅斯、伊朗的不合理制裁下演變為經濟戰。土耳其實際上已向美國以經濟戰相對，金融危機連接上美國推動的貿易與政治衝突，不可能像上幾次金融危機那樣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替美國出面來平息危機，當然在平息中是以美國最小損傷為目標。最近我們只見到美國特朗普政權到處挑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似乎被擱在一邊，噤口不語。可見今次金融危機的情況大不如前。若美國特朗普政權所遂所圖達不到的話，危機可能會進一步拖延下去。由此而產生更大的滾雪球作用，衝擊更多的國家與經濟。

　　在這樣形勢之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國際金融中心，難免受連帶影響。也由於香港是中國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上的一個連接口和窗口，中美衝突必然反映在美國對香港的各種壓力。

　　香港該怎樣應對呢？香港股市、人民幣離岸中心以及港元都與內地經濟緊密結合，面對國際危機的連帶衝擊，特別是美國已採取和可能採取的各種制裁針對中國的主要企業和貿易，特區政府實在需要與中央政府作緊密協商和配合。特區政府應該由財政司司長領導一個協調小組來定出一系列應對方案與措施，並與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直接聯繫。現時貿易戰有機會演變為經濟戰和新冷戰，香港不可能不積極應對，更不能埋首沙堆。中央政府從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層面，也應督促特區政府積極和主動應對。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