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黃俊康館長希望透過抗戰紀念館，讓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香港這段有血有淚的歷史，建立正確的歷史觀。\大公報記者盛德文攝；右圖：沙頭角抗戰紀念館展出東江縱隊的珍貴物品。圖為縱隊對外聯繫的電台設施。\大公報記者盛德文攝

　　香港與祖國血脈相連。面對殘暴的侵華日軍及破碎的山河，血濃於水的家國情懷喚醒了香港的愛國民眾。在香港淪陷期間，來自社會各階層的熱血青年，不怕犧牲，加入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抗擊日軍，他們當中有平民、商人、知識分子、富家子弟，也有不少婦女和學生，共同譜寫了可歌可泣的抗戰篇章。

　　「這支抗日游擊隊最大的特點是知識分子多、女戰士多、小戰士多，而且八成以上都是香港人，反映了血濃於水，社會各界全方位參與抗戰的決心。」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館長黃俊康對大公報記者說道。\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文）實習記者余境煌（攝錄） 融媒組（製作）

　　香港沙頭角紀念館的前身是羅家大屋，由黃俊康外公、旅居巴拿馬的華僑商人羅奕輝於1930年興建。在日軍侵華及香港淪陷期間，黃俊康的母親羅許月、大舅羅雨中、二舅羅汝澄、三舅羅歐鋒及其他親人共11人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在港抗日鬥爭，在戰火的淬煉中，羅家四姐弟成長為港九大隊的骨幹。羅家被譽為「香港抗日一家人」。

　　多名女戰友各司其職

　　紀念館前矗立的游擊戰士群雕，栩栩如生地展現了這支主要由港人組成的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事跡。黃俊康指着戴眼鏡、頭戴漁民斗笠的機槍手表示，游擊隊有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和學生，他們家境富裕，就讀或畢業於香港的名校或大學，體現了香港知識分子強烈的愛國心和保家衛國的決心，「我有三名讀大學和讀英文中學的舅父，連護照都辦好了，最後都放棄了移民巴拿馬，毅然加入了東江縱隊游擊隊，抗擊日軍。」黃的母親羅許月，已帶髮修行食了六年長齋，香港淪陷後，「二舅父對她講：現在國破家亡，你不能再繼續這樣躲避，要起來抗爭。次日，媽媽就毅然加入了游擊隊。」

　　黃俊康表示，港九大隊中有好多女戰士，分別擔任交通、運輸、電報等工作，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教導村民識字、宣傳抗日等，女性更易融入群眾開展工作，「我母親有位女戰友，15歲由上海來到香港，16、17歲加入游擊隊，好快融入本地，學會了廣東話和客家話，成為優秀交通員和女戰士，就是典型。」

　　紅小鬼寧犧牲不投降

　　港九大隊裏，有不少是12至16歲的小戰士，擔任交通員，傳遞情報、運送物資等，湧現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跡。黃俊康記得，從小就聽母親講小交通員的英雄故事，「兩名分別14、15歲的紅小鬼，一次在完成運送彈藥任務後，遭日軍包圍，寧死不降，最後被日軍活活燒死。」面對危險，黃俊康小時候常問父母、舅父，為什麼家庭條件不錯，還要參加抗戰？他們答：因為看到侵華日軍的暴行，內心充滿憤慨，喚醒了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

　　紀念館集中介紹了東江縱隊抗日游擊隊在香港抗戰中的貢獻。走入紀念館，首先介紹的是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抗戰史蹟。1941年12月8日，日軍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次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即派出武工隊挺進香港，開闢根據地。12月10日凌晨，羅汝澄帶領武工隊進駐沙頭角，羅家大屋成為武工隊在香港的首個落腳點。

　　同期，羅汝澄聯同兄長羅雨中，發動周邊村民組成香港第一支抗日聯防隊，「當時英軍潰退，遺下大量槍支彈藥，聯防隊在英軍的軍火庫中撿取了大量槍支彈藥，一籮籮運走，僅是機關槍就有30多支。」

　　1942年2月3日，港九大隊在香港西貢黃毛應村成立，得到各界民眾的支持，不少人加入游擊隊。羅家大屋前望海後靠山的天然環境，成了游擊隊重要的交通和補給站，「常有游擊隊來歇腳、煮食、補給，為方便工作，羅家還開了糧油店做掩護。」在香港淪陷期，至少有115名烈士為保衛香港獻出了生命。

　　黃俊康指出，歷史絕不能忘記，我們要珍惜、締造和平。紀念館自建成開館兩年多來，接待了9萬多人次參觀，觀眾大部分是香港青少年，「他們參觀完發現，原來香港淪陷期，由香港民眾組成的港九大隊從頭到尾都在堅持戰鬥，毫不退縮。」

　　他希望透過抗戰紀念館，讓更多年輕一代了解這段在香港真實發生的、有血有淚的歷史，建立正確的歷史觀，「這比只是講大道理更好，講一百次，都不如來看一次，體驗和感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