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日軍隨街捉人驅逐孤島 慘絕人寰

　　日軍攻打香港的1941年，香港當時人口有160萬。戰前在香港採訪的《奧地利日報》記者哥林羅斯（Colin Ross）曾報道，香港沒有自給自足的能力，食物、食水全靠內地供應，若開戰，負擔最大是上百萬的居民。

　　日軍12月25日佔領香港，未幾推出人口疏散政策，政策初期利誘市民回鄉，但隨着糧食嚴重短缺，日軍在佔港後期，到處捉人，稱為「捉乞兒」，將這些活生生的人群放逐孤島，慘絕人寰，幸而部分被驅逐到孤島的香港平民獲東江縱隊救出。\大公報記者 李雅雯（文） 許棹傑（圖、視頻）

　　古物古蹟諮詢委員會前成員、現任香港海事博物館藏委員會委員高添強指出，日軍政府因糧食及防衛理由，無力處理當時百多萬人口，在佔領香港第一年已推出所謂「人口疏散政策」。他指出，初期並非強制性，是利誘港人回鄉，會安排船、車等交通工具，有指會給回鄉者三日糧食。根據資料記載，1941年12月25日時任港督楊慕琦向日軍投降的翌月，1942年1月，日軍政府鼓吹港人回鄉，藉此控制香港人口在60萬左右。政策初期是「自費疏散」、「慫慂疏散」等，提供少量糧食及交通。

　　鼓吹歸鄉 安排車船載走

　　翻查當時的報章，有兩則歸鄉新聞的報道，引述時任所謂「華民代表」主席羅旭龢、劉鐵誠、陳廉伯的鼓吹，標題「靠屋租養家者，挈眷歸鄉予以便利」；另一則「第十九批歸僑昨晨啟程」，附題「寶安淡水各線明晨再啟航一次，潮陽僑民擬請求當局派輪運送」。鐘錶店老闆李國楠憶述日佔時期香港糧食日漸短缺，當時直轄「香港佔領地政府」的華民代表鼓吹市民回鄉。雖然當時內地已受戰火波及，但他知有些街坊仍然選擇回鄉，「你無聽過大亂居鄉，小亂居城的講法？」

　　警史專家林建強提供的歸鄉證件佐證「人口疏散政策」。林建強展示日佔期間一名香港居民陳汝鏞的系列歸鄉證件，發證日期為昭和十八年（1942年）8月13日，即日軍佔領香港第二年。從資料可見，申請回鄉的當事人居住地址在中環，離港證明書有多個部門的蓋印，包括中區區疫所蓋印，由香港總督部衞生課長發行的防疫注射證明書，反映回鄉者離境前需接受檢疫；另一張是霍亂菌檢查證明書，附上香港東華醫院蓋章。另有南支憲兵隊「港入」蓋印、歸鄉指導事務所蓋印，印上負責人譚德的名字。

　　東江縱隊 孤島救回同胞

　　但到了1943年，香港已被美軍圍封，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可離港，市民只能徒步離境，風險高，沒有人再願意回鄉。日軍實行強制疏散，到處捉人，稱為「捉乞兒」。文獻紀錄顯示，街上行人會被日軍強指「行乞」拘捕，每夠50人便發三數天的糧食帶上船，發配到無人孤島。高添強記得在灣仔訪問過一名目擊者憶述，日軍在街頭及街尾兩邊用大麻繩封鎖：「若你不好彩遇到日軍突然封鎖時在街上，便被日軍捉上車運走。」

　　香港軍票索償者盧佩英表示，她的嬸母一家都被「捉乞兒」捉走，當時獲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後改稱為東江縱隊）奮力救出，但盧佩英從獲救的倖存者打聽到她的嬸母已餓死。1988年朱維德著作《香港掌故2》提到二戰時，日軍將不屈服的愛國人士放逐到蒲台群島的螺洲島，亦是日軍「捉乞兒」的放逐島。1995年一宗在螺洲島發現白骨的新聞，引起高添強關注並租船欲上島，但因風浪太大未能登岸。「螺洲島有一個石灘，只是其中一個島，日軍當時可能將港人掉去周邊其他島。」高添強說。

　　香港和平後，1946年4月香港法院審判戰犯，將戰時負責遺棄平民的日軍憲兵高層，以違反人道罪判處成為乙、丙級戰犯，起訴罪名是「以人口疏散為名捕捉居民遺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