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製作大型紮作需要很大的空間，冒卓祺要把「工作室」搬到路邊。\大公報記者 賀仁攝

　　【編者按】

　　「非物質文化遺產不是『死寂的遺產』，它是有生命力的。」過去數十年，「文化遺產」的定義不再局限於文物藏品及法定古蹟，還包括傳統的承襲、生活的模式，但有多少市民有感非遺是我們的文化，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只屬於表演者？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新的環境下，能否推動香港非遺項目的發展，甚至令非遺起死回生？大公報記者走訪多位學者及非遺傳承人，探究屬於我們的非遺。

　　復活非遺【紮作】/說起紙紮，總會給人刻板印象，是做白事嗎？是香燭店的「招牌」？「紮作不是迷信，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

　　紮作技藝雖然在2017年已被列入首批「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惟後繼無人，還掌握紮作技藝的師傅全港不足30人。

　　昔日百家爭鳴，每個紮作師傅都有自己的絕活，同樣的紮作，一百個師傅就有一百種樣式，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但如斯好風光，俱往矣。入行三十年的冒卓祺慨嘆，「在市民眼裏，這不是藝術品。你花100小時造一個燈籠，其他人可能覺得只值100元，連最低工資都無。」\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欸！這個你不懂吧？大士王是盂蘭盆節中會用的神像，不是紙紮公仔！」冒師傅在路邊一邊忙着製作大士王像，一邊向小記「投訴」大眾對傳統的誤解。紮作在傳統節日慶典和民間宗教儀式中經常亮相，「以前沒有什麼科技產品，你想到的，無論是用的還是看的，全部可以紮出來。」

　　紮作離不開四個基礎步驟──紮、撲、寫、裝。「四個步驟千變萬化！」說着，說着，冒卓祺回憶起廣府派的紮作技藝師傅──關多先生，「一樣的四個步驟，關師傅紮紙人的細節真是無人可及，尤其是女性，他紮出來婀娜多姿，即使是拿來燒的，都不會隨隨便便，在他之後我再也沒有看到其他師傅能做到這種水準。」

　　「以前要求師傅教我，現在想教都未必有人學……」

　　紮作在50、60年代最鼎盛，百家爭鳴，正正是因為每一個師傅都有自己的絕活，不外傳，同樣是製作大士王，一百個師傅就有一百種樣式，有的面目更見猙獰，有的體型更壯，有的則注重細節，各有千秋，絕不相同。但隨着科技發展、經濟模式的轉變，製作需時的紙紮技藝漸漸式微，也被刻上迷信、守舊的形象。冒卓祺估計現在香港的紮作技藝師傅不足30人，「以前要求師傅教我，現在想教都未必有人學……」

　　冒卓祺19歲入行，在業內打滾近30年，如今在元朗大橋街市一處隱蔽的小店繼續創作。「香港的手工不值錢，特別是社會觀念的約定俗成，人們不願意欣賞紮作。」他指着一個兩米長的紙紮兔子燈籠，這個燈籠他花了兩周才完成，但賣出去時都不敢開價，「因為在大眾眼裏，它不是藝術品，只是個紙糊。你花100小時做一個燈籠，他可能覺得只值100元，時薪確實連最低工資都不夠。」

　　為了推廣紮作技藝，冒卓祺除了到學校開班，平日對路過駐足觀看的小孩子，他都會取出竹篾耐心教導，只希望社會大眾能夠了解紮作的藝術價值，而不是指着作品就只懂叫「紙紮公仔」。現代人受西方文化影響，對紮作留下了非常錯誤的誤解，認為紮作只關係祭祀、迷信、鬼神，然後拒絕接受這種傳統文化。「中秋的燈籠，重陽的紙龍舟，甚至是元宵的花燈，這些都不是迷信，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祭祀只是其中一部分！」冒卓祺表示，紮作最能展示中國人的創作力，「以前的人，沒有的東西就紮出來。慶典要有神作伴，就紮個神出來；想祭祀時有食物給祖先吃，就紮食物出來；想自己的招牌更搶眼，就紮一個紅紅花花的廣告牌……」

　　政府近年為保育非遺確實有下過功夫，但成效不彰。冒卓祺表示，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在2019年推出「社區主導項目」，資助申請人推廣和延續非遺在社區的發展。但申請程序非常繁複，而他得到的二十多萬元資助，僅夠開一個約100小時的課。

　　「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冒卓祺非常期待，「如果政府更重視非遺，也許是非遺起死回生的一次重要契機。」除了發展前景、社會對行業的誤解外，冒卓祺認為傳承紮作技藝最大的挑戰就是存放空間不足。「就一個盂蘭節擺放的大士王，就已經三米高，即使分拆了，一般店舖也難以存放。」冒卓祺要在路邊製作，特別是獅頭及麒麟等大型作品時，待在路邊更長時間，日曬雨淋、風塵僕僕。

　　「不會要求下一代以此為職業，畢竟他看到我做了大半輩，做了什麼」

　　「最需要政府給我一個空間，工廈、荒廢學校都得。非遺要賺錢生存已經不容易，租金壓力佔了最大部分。」冒卓祺希望，政府能夠按不同非遺項目的需要提供協助，讓他們不至霎時重生，至少生存得輕鬆一點。

　　最後小記問冒師傅，會將技藝傳給下一代嗎？他思考良久，「會教吧，但不會要求他以此為職業，畢竟他看到爸爸傳承了大半輩，做到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