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表示，「正是因為周恩來從青少年時期就投入革命、投入辦報的親身實踐，讓他十分清楚，媒體對於中國的革命、社會的進步所能夠發揮的作用。」抗戰勝利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與《大公報》繼續密切協作，傳遞社會進步的正確聲音和建設國家的強大信心。
周恩來曾多次接見時任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探討通過報紙加強黨和海內外群眾的聯繫，霍英東、何賢、查濟民等一大批工商界鉅子就是在費彝民的號召下走上愛國愛港之路。全國政協副主席、澳門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鏵曾說，他的父親何賢，是在費彝民手把手的教導下走上了「愛國的道路」。
1958年，周恩來同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祁峰談話，在談到辦報問題時指出，要站穩愛國立場，堅持黨的方針，但要靈活，否則辦不好。比如，可以採用一些外電，像《大公報》如果都用新華社電稿，是很難與別的港報競爭的。報紙的副刊要有思想性。港聞版不僅要報道對敵鬥爭的內容，還應當增加一些群眾生活內容，不要脫離中間群眾。寫評論也要適合當地群眾的習慣用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