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胡政之（右二）和張季鸞（左二）在香港合影。

　　他始終是一個熱情橫溢的新聞記者，主持《大公報》筆政15年之久，撰寫稿件千餘篇，他一生的文章議論，鑄就那個時代的活歷史。他主張「記者應存大我，而忘小我；忘小我始能不慕虛榮，始能不避權貴，而主持公道。」毛澤東評價他「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周恩來讚譽他為「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蔣介石稱他為「一代論宗」。作為一位報人獲得如此美譽，在中國現代新聞史上恐怕無人比肩—他便是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張季鸞。\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

　　1888年出生的張季鸞是陝西榆林人。自小熟讀詩詞經書的他，青年時代便負笈東瀛，期間曾撰寫一些東京通信，發表在于右任與宋教仁創辦的《民吁日報》上，從此與新聞工作結下不解之緣。

　　1912年1月，受于右任舉薦，張季鸞出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總統府秘書，參與起草了《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等重要文件。

　　1926年，他與吳鼎昌、胡政之三人合辦新記公司接手《大公報》。當年9月1日，《大公報》復刊，有感於「報界之厄運，至今日而極矣!」張季鸞發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四不」辦報方針：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執筆「三罵」 明恥教戰

　　張季鸞外表儒雅，內心剛烈，視正邪如冰炭。因其長期深研國計民生之道，胸中自有韜略，發而為文，往往切中時弊，一掃群疑，萬諑息響，澄清時局。

　　當時新記《大公報》的口碑與影響之一，在於其言論勇敢潑辣而卓有見地，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其中頗為有名的，當屬大公「三罵」：一罵吳佩孚「有氣力而無知識」；二罵汪精衛的領袖慾；三罵蔣介石不學無術。

　　這著名的大公「三罵」皆出自張季鸞筆下，文章縱橫捭闔，邏輯謹嚴，文采出眾，可謂行雲流水而又痛快淋漓。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淪亡。事變發生後第三天，張季鸞、胡政之召開「從未舉行過」的編輯會議，會上張季鸞嚴肅指出：國家已經面臨緊要關頭，報紙今後更應鄭重負起責任。他宣布兩項決策，一為「明恥」，一為「教戰」。即盡快開闢一個專欄，記載自1871年中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重大事件，幫助讀者了解甲午以來的對日屈辱史，欄目名稱定為「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並指定王芸生專主此事。文章結集成書後反響強烈，王芸生一舉成名。

　　1936年12月12日，震驚國內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張季鸞隨即揮筆疾書，先後在《大公報》上發表《西安事變之善後》、《再論西安事變》等社評，高屋建瓴地提出了「解決時局，避免分崩」的善後之策。拳拳愛國之情、凜凜民族大義躍然紙上。

　　西安事變　縱橫捭闔

　　1936年12月18日，《大公報》發表張季鸞所寫的《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中呼籲「精誠團結，一致地擁護中國」。

　　當時，南京政府把18日的《大公報》加印了數十萬份，用專機空投到西安市區。大部分西安市民和東北軍將士都看到張季鸞的這篇「公開信」，這在中國報業史上亦算一次奇觀。

　　該篇文章寫得入情入理、淋漓透徹，不少東北軍將士閱後深受觸動，張學良、楊虎城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劇變化。

　　1936年12月25日，張學良親自陪同蔣介石乘飛機離開西安。翌日，蔣介石抵達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1988年，張季鸞的兒子張士基應邀去台灣出席其父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發現歷經52年之後，張學良竟然還能一字不錯地背誦那篇《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文章對他影響之深刻、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貢獻之大，可見一斑。

　　在張季鸞主持筆政期間，《大公報》的傳播力和影響力不斷擴大。1941年5月，《大公報》獲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頒發「密蘇里榮譽獎章」。該獎章被公認為新聞行業最具聲望的國際獎項之一，獲此世界性殊榮，中國報紙只此一家，也僅此一次。

　　昌言遠響 享譽國際

　　密蘇里新聞學院在頒獎詞中說：「《大公報》對於國內新聞與國際新聞之報道，始終充實而精粹，其勇敢而鋒利之社評影響於國內輿論者至巨。《大公報》自創辦以來之奮鬥史，已在中國新聞史上放一異彩，迄無可以頡頑者。」

　　當時多位政要將領及各地新聞機構紛紛向《大公報》發來賀函賀電，讚揚該報昌言遠響、揚我邦華。而《大公報》則始終榮辱不驚，張季鸞發表《慚愧的榮譽》、《感謝與奮勉》等評論，表示「當今中國輿論界被友邦重視，是因為我們能宣揚正義，抵禦強梁。

　　這榮譽屬於中國輿論界之全體，尤其屬於全國之忠良軍民各界」，又稱「現在我們國家正從事生死存亡的大戰，惟有爭取到最後的勝利，才是國家民族的真榮譽。此外過程中的一切浮譽，皆是虛榮。本報同人實為這榮譽而慚愧，也深願為此慚愧而更黽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