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工作人員在仰韶村遺址第四次考古發掘現場作業。\新華社

　　20世紀50年代初，當時的文化部與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學員總數達369人。蘇秉琦作為訓練班的教員，參與了訓練班的籌劃和領導工作。蘇秉琦也是考古學教育的主要創辦者之一，主持北大考古專業30年，為辦培育考古人才作出了突出貢獻。而蘇秉琦更常被人稱道的，是他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理論。

　　1986年7月24日，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被發現，將當時所認知的中國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而同時期杭州良渚大墓、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的發掘，均表明距今4000年至5500年，各個流域都已形成複雜社會。這些重大發現，也讓考古學界一直秉承的中華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論」岌岌可危。

　　蘇秉琦提出：認為文明只起源於中原的「中華大一統」觀念是個「怪圈」，需要跳出來。中華文明並非一燈燭照，而是滿天星斗。他把中華大地分為6大區系，認為每一塊都有獨立的文明起源和發展體系，中原只是其中的一塊。到夏商時代，隨着各地文明交流與融合，以及對域外文明的吸收，中原才成了中心。

　　蘇秉琦在學術上的另一個巨大貢獻是，他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了重建中國史前史的考古學新任務。蘇秉琦通過開展中國文明起源研究，又進一步提出了要重建中國古史框架、構建中國國史框架，做社會考古學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