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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訪談/林毅夫:「十四五」邁向高收入國家

時間:2020-09-16 04:24:45來源:大公報

  他是北大朗潤園的名師,學識淵博,深受學生愛戴;他是「紅牆智囊」,為中國經濟把脈問診,保駕護航;他是發展中國家第一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與他背後的中國奇跡站上世界舞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中國經濟這艘巨輪如何穿越驚濤駭浪?林毅夫從容有力地回應:「 我們必須要堅定信心,保持定力,以處變不驚的心態,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大公報記者 孫 志

  近日大公報獨家專訪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參事,「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教授,獨家解析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中美競爭合作、「十四五」規劃的要義、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香港未來發展路徑等。大公報今明兩天刊發訪談全文,以下是訪談上篇:

如期實現指標

大公報

  您多次參與國家五年規劃的制定工作,如何評價「十三五」規劃?十八大以來,中央因時因勢對發展理念做了哪些調整,對於民族偉大復興會有怎樣的意義?

林毅夫

  十八大以來,總的來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各個指標像脫貧攻堅,我相信今年都會如期實現。其他像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收入水平差距、城鄉差距是在擴大,經過「十三五」期間的努力,城鄉差距在縮小,這在我們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十八大提出的一個指標,今年不見得能達成。這個指標就是人均GDP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因為要達到這個指標,今年2020年的增長應該有5%以上的水平,但估計今年增長率大概3%左右。十八大提出的是百年目標嘛,中國共產黨是在1921年建立,第一個百年應該是2021年,所以明年達成這個目標也是符合十八大的精神。

  十八大以來,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總書記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今後的發展要提高發展的質量以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期望。

完善基建制度

大公報

  目前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節點,作為國家「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副主席,您如何描繪未來五年「十四五」這幅圖景?

林毅夫

  「十四五」規劃對我國來講是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因為這是我國進入新時代以後制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後,實現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實現兩步走戰略的第一個規劃,要為這個戰略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

  我相信未來五年是一個非常大的歷史性轉變,不管國際國內什麼形勢,只要我們保持戰略定力,把增長潛力充分發揮出來,一方面靠有效市場,一方面靠有為政府,來幫助企業克服增長瓶頸,發揮增長潛力,我相信我們會跨越12700美元的門檻,從一個中等收入國家變為一個高收入國家。現在全世界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就只有16%,中國的人口佔世界人口的18.1%,也就是在未來五年,全世界在高收入國家的人口翻一番還多,從16%到34%,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轉變。未來五年,儘管還是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我相信這樣一個大方向是不會變的。

  我國是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國內地區的發展差距相當大。有14個人均GDP已經超過2萬美元的城市,但同時也有一些地方,人均GDP到現在還在7000美元以下,還有6億人口每個月收入也就1000人民幣左右。在這樣一個差距相當大的大經濟體裏面怎樣實現高質量發展?如何為第二個百年目標的實現打下牢固的基礎?在「十四五」期間,也將是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峰會提出的新工業革命由方興未艾到快速發展的一段時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何通過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讓每個勞動者能生產出更多更好的產品或服務。總體來說,就是各個地方要按照五大發展理念,根據各地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在市場經濟中,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完善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幫助企業把各地的比較優勢變成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優勢。

國內市場為重

大公報

  現在中央提出發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和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林毅夫

  現在,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外國經濟發展慢,國際市場會減小,美國又對我國封鎖打壓,這樣,國內市場的重要性會提高。所以,政府部門提出了新基建項目,包括5G、雲計算、人工智能等來增加國內需求。此外,也可以投資常規的基礎設施,通過建設高鐵、城市間軌道交通網,構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國這樣的大的經濟體裏,國內有巨大的增長空間和迴旋餘地,這些項目也確實是實現高質量發展,適應中國升級發展新需要。所以,黨中央基於國內外形勢,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但是,中央的這個提法和我們過去一直主張的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並沒有矛盾,因為作為大國,我國歷來就是以國內市場為重。大國跟小國比較起來,國內市場的規模一直都是比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進口兩項加起來,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100%。但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2019年出口佔GDP的比重只有17%,進口只有GDP的14%,兩項加起來只有31%。其他大國的比重比我國還低。所以,對於我國來說一向國內市場最重要。一般來說出口佔我們GDP的20%左右,80%的生產是滿足國內的需求,如果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現在出口在GDP的比重下降為15%,變為85%由國內消費,國內市場的比重確實會增加,但基本格局還是一樣的。

改革紅利永在

大公報

  隨着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消失,您認為「十四五」時期如何創造新的改革紅利?

林毅夫

  改革紅利和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這是學界和媒體上流行的說法,但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什麼叫改革的紅利呢?一個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就會出現,所以總書記說過改革永遠是在進行時。確實我們現在體制上機制上還有不少問題要改,改好了以後,生產力會解放,效率會提高,但是,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改了那些問題不是就有新的改革紅利嗎?

  2016年杭州的G20峰會提出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每個國家都要做結構性改革,中國要做結構性改革,美國歐洲都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能做改革,就能夠釋放生產力。發達國家也有不少結構問題要改革,我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改革自然會更多,有人講我國的改革紅利已經用完了,我覺得這個看法是不準確的。

  上世紀80年代我國剛從計劃經濟轉型確實有很多扭曲,並不是每個領域都具備改革條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話,就會像蘇聯和東歐一樣,經濟就要崩潰了。只能說在那種狀況之下,哪些新東西改了以後,會釋放我們的生產力,會穩定我們的經濟,會促進我們的增長,所以,我國採取了漸進的方式改革。現有不少的問題改了,一定會還有新的問題出現,就像毛主席的矛盾論所闡述的。所以,改革的機會,改革紅利是永遠都在。只要我們不驕傲自滿,有決心和勇氣,隨着發展水平的提高,不斷去發現新問題面對新問題,不斷地深化改革,改革紅利就會永遠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紅利消失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為我國過去發展這麼快,是因為有人口紅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勞動力從生產力水平低的農村轉移到生產力水平高的城市製造業;二是,原來計劃生育使出生率減少,提高了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但我覺得這只說到中國經濟增長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農村人口比中國比重大,年輕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國高,照人口紅利的理論來說,印度和非洲應該比中國發展快,但是,事實沒有。

  我認為人口紅利理論的重點在於說明,把勞動力從低生產力水平的行業轉移到高生產力水平的行業,比如說把農村勞動力人口轉移到城市製造業,但是,這種紅利不僅只是把農村勞動力變為製造業的勞動力會產生,在製造業裏把勞動力從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也同樣會有。製造業裏有很多階梯,只要不斷地產業升級,把在低附加值就業的勞動力重新配置到勞動生產力水平高的製造行業,這方面的人口紅利就會一直存在。

  其次,因為計劃生育導致人口老齡化,勞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減少,這是事實。但是我們勞動力對生產的貢獻,一方面是數量,一方面是質量。如果純粹從數量來講,我們可以把退休年齡往後延一點。國內一般男的60歲退休,女的55歲退休,而外國普遍的是65歲才退休。退休年齡往後延一些,勞動力不就增加出來了嗎?更重要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勞動力的質量可以靠提升教育改善,教育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勞動力的質量,補償勞動力數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紅利理論沒有分析清楚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認為現在人口紅利減少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的說法也沒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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