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到，從「黑暴」到疫情，從香港國安法到新選制，正處於社會低谷與推陳出新中的香港在此時迎來首位「武官」出身的候選人似乎是一種歷史必然。李家超有意參選，社會應該喜聞樂見，然而有人卻討論特首應該是「武官」還是「文官」。有關討論是捉錯弄神，與其在意今次候選人是「文」是「武」，不如關註此人是否有足夠的經驗與能力解決香港的內憂外患——對內，盡快結束疫情，恢復與內地及其他國家地區往來，為社會經濟註入活力;對外，在境外反華勢力的重重敵意中繼續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並尋求更多的國際認同與支持。
文章指，即便是按照是「文官」和「武官」的邏輯，而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武官」特有的執行力與魄力或許恰恰是今時今日香港所需要的。事實上，在近年來香港經歷的兩件大事，修例風波與新冠疫情中，紀律部隊都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修例風波期間黑暴橫行，警隊堅守崗位，依法維護社會秩序。在新冠疫情期間，圍封強檢、隔離檢疫、追蹤個案、物資派發等多個場合都需要紀律部隊在現場維持秩序，尤其是不時有人逃避檢疫形成隱患，若沒有紀律部隊從旁監督及執法，防疫措施的有效性將大打折扣。
文章續指，「武官」也能做好事情，無論是處理黑暴，還是處理疫情。而上述事件的處置，其實都與李家超有關，李家超履歷完整，做過「武官」，也做過「文官」，可謂「能文能武」。那些挑剔其「武官」身份的人，只能說是雞蛋裡挑骨頭。
文章最後強調，新選制是確保在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下，選賢任能，推動香港實現良政善治。行政長官選舉絕不是「文武之爭」，而是賢能善治者之間的良性競爭。「武官」也好，「文官」也罷，作為管治團隊的核心，最重要是有領導力，有執行力。社會各界要明白，選舉制度改革的重要意義之一便是徹底結束無意義、無止境的政治內耗，而過度關註候選人的「文武」屬性無疑是另一種不必要且狹隘的探討。對香港而言，只要符合愛國愛港的基本原則，具備可以勝任職位的能力，那麼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都是值得所有港人擁護的新特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