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報訊】性罪行刑事案件並無追溯期限，但大律師陸偉雄表示，舉證普遍問題是受害人因年紀小或驚恐，未能清楚表達事發經過，以及事主事隔多年才出來指證，未能找出足夠證據。以呂麗瑤事件為例，事發於教練家中，如當事人盡早指證，警方有較大機會取得閉路電視片段等證供。法改會去年發表《涉及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諮詢文件，但多項建議落實遙遙無期，陸偉雄認為，法律有需要改革，提高阻嚇力讓人不敢干犯，更重要是教育市民，若遭遇性侵，應挺身而出。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指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令人厭惡的觸碰、性注意、說出與性有關的事情或提出性要求，以至對身體作出性侵犯，性侵犯等刑事性罪行同時亦是《性別歧視條例》下的違法性騷擾行為。在2014至2016年期間，平機會共收到超過200宗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個案，每年的投訴個案數字佔整體性別歧視條例投訴約四成。平機會為體育界推出《體育機構性騷擾政策大綱》，以協助有關體育組織制訂反性騷擾政策及處理投訴的機制。

　　護苗基金總幹事譚紫茵稱，以往的求助個案，八成侵犯者與受害人相識，導師或教練性侵犯個案並不特別多，但共通點是事發時沒有其他人在場。她認為，家長對子女應從小開始教育，如子女透露曾被侵犯，家長必須先以信任的態度處理，讓子女知道父母支持和協助，勇敢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