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前還在死撐「不用申報」的梁繼昌，昨日卻被揭發，事隔三日已經於本周一向立法會作出「申報」。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態度，與反對派向來的嚴人寬己「雙重標準」的風格如出一轍。然而，梁繼昌以為「鬼祟申報」就可以逃避一些政治問責，卻沒想到這一行為本身實是揭露出其本人的「不誠實」之處。明明必須申報，他卻向立法會稱自己是「自願申報」，邏輯荒謬之極。如果不是涉及重要法律問題、絕非「可申報可不申報」，他又何需如此「今日打倒昨日之我」、並遭人恥笑？顯而易見，梁繼昌身為一名立法會議員，已經不適宜繼續呆在UGL調查委員會，他應當主動離開，這才能挽回該委員會公信力。

　　反對派向來持「雙重」標準，對外可以嚴責政府，對內又可以包庇己過；談原則可以上綱上線，談責任又可以顧左右言他。在對待梁振英UGL事件上，這種「雙重標準」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儘管他們可以打着「泛民主派」的旗號，看似是在維護「民主」，但實際上卻是在做着與民主背道而離之事。

　　傳媒昨日揭立法會秘書處的檔案顯示，梁繼昌已在本周一（22日）致函UGL調查委員會主席謝偉俊申報自己涉及一宗民事訴訟，與訟的另一方是特首梁振英。他並在信中強調是次申報是屬於自願性質。

　　如果不是立法會秘書處檔案公布，沒有人會知道梁繼昌已經「申報」，與早前全體反對派舉行記者會攻擊梁振英相比，顯然是「鬼祟」之極。然而，就在上周五，梁繼昌還公開聲稱，自已毋須申報。翻查傳媒報道資料，梁繼昌當日在立法會上為自己「不申報」的事作這樣解釋：專責委員會的籌備及組成，都是根據議事規則及內務委員會的正當程序，由議員間互相選出委員會成員，委員會的組成是合法合憲，批評梁振英「行政干預立法會事務」。他並稱，委員會其他成員全部得悉他與梁振英訴訟的事實。UGL事件涉及的不是對梁振英的偏見，而是專業意見，他關注梁振英在事件中究竟有否稅務負擔，他現時亦維持該專業意見，期望梁振英親身到委員會交代。

　　當時被問到會否考慮退出委員會，梁繼昌還很猖狂地說：「你畀一個理由我要退出。」言猶在耳，僅僅過了三天，梁某就「主動申報」，真不知道這幾天到底是誰給了他「退出的理由」。然而，儘管是「申報」，他還稱這是「自願申報」，問題也在於此。如果不是涉及重要的政治與法律責任，梁繼昌又何需扮演當下這樣一個被人恥笑的角色？

　　特首梁振英連續一星期對梁繼昌作出質疑，他昨日於網誌上一針見血地道出梁繼昌「申報」的虛偽之處。他說：「梁繼昌議員今天向立法會專責調查委員會申報，說他和我有民事訴訟。但他沒有清楚申報這訴訟的緣故，即是因為他說我被稅局調查而被控以誹謗罪，而稅務問題正正是專責調查委員會調查的四個範圍之一。梁繼昌一邊申報，一邊說沒有金錢利益。誹謗案件沒有金錢利益嗎？即使沒有金錢利益，梁繼昌就適合出任調查委員嗎？一個舉報人沒有金錢利益，就可以出任該案件的陪審員嗎？」

　　梁繼昌自己認為自己所涉及的民事案件沒有「金錢利益」，因而不需要「申報」；然而，有常識都知道，一旦涉及誹謗案件，必定涉及民事賠償問題，涉及的金額可大可小，這又豈是「沒有金錢利益」？事實上，根據《議事規則》83A條：「在立法會或任何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議員不得就其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事宜動議任何議案或修正案，或就該事宜發言，除非該議員披露有關利益的性質。」參照梁繼昌與梁振英之間的案件，相信普通人都可以得出梁繼昌必需申報的結論。

　　總而言之，在立法會UGL專委會一事上，反對派前前後後都在抱着「雙重標準」，對周浩鼎是一副「義正辭嚴」的態度，對梁繼昌則是偏私護短的嘴臉。事到如今，反對派再想「保護」梁繼昌，也為時已晚。梁某繼續留在UGL委員會上，已不具有任何正當性，他應當「自願退出」，這才能確保UGL委員會有利。

　　梁繼昌「申報」一事，充分說明了反對派利用UGL攻擊梁振英、製造政治事端的對抗本質。當然，市民不會奢望反對派會作出改正，也不會認為梁繼昌會「良心發現」自己主動退出委員會，亦可以預見，未來立法會的政治對抗必將更加嚴重，這絕非市民所願見。反對派莫以為自己「抓」到了攻擊梁振英的機會，實際上他們是在「玩火」，最終只怕反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