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發生了一件讓我幾乎落淚的小事。台灣前「文化部長」龍應台今年十月在香港大學做演講，題目是《一首歌，一個時代》。演講過程中，龍應台問台下的觀眾，你的啟蒙歌曲是什麼，香港浸會大學教學副校長周偉立教授回答說：我的啟蒙歌曲是《我的祖國》。台下頓時有些竊竊的笑聲。龍應台先是一愣，下意識地笑着問：怎麼唱？沒等她反應過來，觀眾席中就有人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先是荒腔走板的男聲合唱，接着越來越多的女聲加入到和音中。雖然歌聲之下各懷心事，但賓主都不由得撫掌而笑。
香港回歸過程中，博弈非常激烈，二○○三年以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香港人與內地人的關係迅速惡化。香港表面上是一口政治枯井，實際上卻變成了一個政治漩渦。
所以土生土長的周偉立校長敢於在這樣的輿論環境之下，直言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可以說是有勇有謀，怎能不讓我這樣時不時感到隔閡的「港漂」覺得親切，覺得敬佩？龍應台作為台灣名宿，能如此包容，不也算成人之美？
港人的身份認同
但是龍應台緊接着在《南方周末》上刊發了一篇回應文章，實在是讓人覺得牌樓塌得有點快。前面還說「歌曲，因為時空更替，與不同的集體記憶接軌而產生完全不同於初衷的意義，但是每一個意義都是真實的」。後面一提到《我的祖國》，立刻變成了「一首歌，在不同的時空裏，撞見不同的記憶，就產生不同的情愫和意義。在港大大堂裏一千人坐在一起唱歌的那幾分鐘，在當下的情境裏，唱的就是大河波浪，詠的就是稻花白帆」。不知道龍應台如此忌諱，是因為「祖」，因為「國」，還是因為「祖國」？
這首歌是一九五六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上甘嶺》的主題曲，主題是抗美援朝。看似與港人的身份認同無關。
《星島日報》社長盧永雄講過一個故事。說他年輕時碰到的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在出入境表格上填寫自己的國籍。在香港仍是殖民地的那些年，他在出境表格的國籍欄上，填上「中國」，入境處的官員馬上大筆一揮，改成「British」（英國人）。到入境內地時，在國籍欄填上「英國」，內地的邊檢人員怒目而視，直接改成「中國」。後來去台灣，盧永雄學精了，在國籍欄上，填上「中國」，心想定可過關，怎料台灣的入境人員說，你要填上「中華民國」四個字。
「這就是烙印在我們身上混亂的國籍身份。在那些年讀中史，特別有感覺，讀到鴉片戰爭，知道滿清政府打敗仗，香港才成為英國殖民地；後來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悲嘆祖國是如此貧弱的國家。我們對歷史的興趣，和現代的年輕人很不一樣。那時候我們很想尋找自己的根，相信這就是我中三那時去參加中文大學的中學生營時，大學生導師帶領我們唱《我的祖國》時，那種慷慨激昂感覺的由來。」盧永雄說。
盧永雄當年所處的火紅年代，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歲月。當時左的思潮在全世界湧動，法國人甚至拍出過《人民解放軍在巴黎》（Les Chinois à Paris）這種荒誕的電影。香港的一九七○年代，由於對港英的不滿逐步積蓄，大學政治氣氛非常強烈，學運蜂起。當時的大學生（香港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依其政治立場可分成三大派系：國粹派、社會派和自由派。不少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後來都成了香港政壇、新聞界或文化界的要角。
早期的學運就是抱着民族感情而生，學生們不滿現實，培養出反殖民地主義。一九七一年二月開始，保釣運動歷時兩年。一九七三年八月，同學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之後學生們發起了一連串有關「反殖」的討論。
經歷三十年社會巨變
時代大潮的推移並沒有沖淡香港人心中關於身份的迷惘。在近三十年，香港和香港人的身份，都出現了巨變。一九八四年底中英正式簽訂聯合聲明，宣布中國將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正式收回香港主權，長期浸淫於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動盪，第一次產生了大規模向外的移民潮，一部分從來沒想過自己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的香港人，開始想方設法變成美國人、加拿大人。
對這種情結台灣人理解起來更容易。當年家喻戶曉的《東方之珠》其實就有三版歌詞，從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一年，三個版本反映了羅大佑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客觀正視變化之後的心態變遷。
龍應台也是文化人，當年也曾經客居香港，擔任台灣駐香港代表處性質的「光華文化中心」主任，在斯地醞釀了不少佳篇。後來返回台灣仕途大展，還曾因為不能註銷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而引起了一陣風波。加上她自己外省眷村人的背景，龍應台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迷惑，理應更為感同身受才是，如今看到香港變色就把臉色也變了，實在不該。更何況台灣自身的身份問題，無法通過依附美國「俯瞰」同胞來解決。套用龍應台的句式，無論如何歌頌「小民的尊嚴」，歷史就是歷史，民族就是民族。一個國家要把脊樑挺直，必須有自己的記憶，自己的英雄。當這種根植於血液之中的價值認同開花結果之後，依然選擇性地批評長出這些枝條的土壤，無疑是自欺欺人。
龍應台在演講中大篇幅講解了《綠島小夜曲》的來龍去脈，如今綠島確實淪落成了「綠」島，可大河其實早就不只是大河。一九四九的大江大海，二十年前就已經流過了小河彎彎。
時事觀察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