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2016年農曆新年發生在旺角的暴亂，相信廣大市民仍記憶猶新、且深感痛惡。今年5月31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判決旺角暴亂9名被告即時監禁28至51個月不等，另一被告被判入教導所。早前，「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等3人也因被裁定暴動罪等罪成，判囚3年半至7年。這些判刑結果來得有些遲，屬於典型的「遲來的正義」。但是最終正義得以伸張，還是大快人心；這些判決令罪犯受到應有懲罰，也為維護社會秩序而忍辱負重的英勇警員們討回了公道。

　　「違法達義」流毒並未肅清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有關「違法達義」的流毒並未肅清，部分人依然在社會上「理直氣壯」的發散毒氣；妄稱這些犯罪者為「英雄」、並為他們鳴冤叫屈的大有人在；國際上的一些好事者依然稱暴徒為「民生鬥士」，恨不得通過這些人將香港搞亂。CNN和南華早報的報道頭條，都用了「獨立活動家」（independence activist）一詞形容罪犯梁天琦，這更加暴露了梁天琦的「獨心」。更有八間大專院校的學生會日前連署「譴責」政府，認為有關判刑過重。言下之意，參加暴亂者是因為有志參政，即使構成犯罪也不應該依例重判，否則就是政府對這些年輕人「趕盡殺絕」。如此顛倒黑白、目無法律的言論出現，只能說明現在香港社會中有部分人已經「病入膏肓」，不下重藥難以治愈。

　　暴動罪是一項嚴重罪行，必須用重刑處罰。旺角暴亂已經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這是有目共睹的。當時的資料顯示：暴徒於旺角十五處地點、一百一十平方米路面上撬起超過二千件磚塊，暴徒縱火點起二十二處火頭，有濃煙高達二十米，共導致超過九十名警員及數名傳媒工作者在事件中受傷。罪刑相適應，這是國際上通行的原則，對造成如此社會危害的暴亂者處以重刑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香港是一個既有民主自由，又有法治約束的國際大都市。年輕人必須明白自由是有界限的；年輕人在行使民主權利的同時，必須要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更不能藉口政治訴求而行暴力之實。

　　暴動罪的最高刑期是10年，上次區域法院已對九名罪成人士判處最高4年3個月刑期，而梁天琦等人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審理，本身也說明了案件的嚴重性。梁天琦等人作為旺暴案的主要骨幹，罪行當然更加嚴重，判處更高刑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不存在判刑過重的問題。相對10年而言，6至7年尚屬中位以上刑罰，可以看到法官還是非常理性的。即便如此，在主張「亂世用重典」的人士看來，更重的刑罰是必須的，否則較難取得應有的威懾作用。

　　有關暴動罪的判決已經發出非常清晰的資訊。犯罪的年輕人已經「成為他人的炮灰」，而背後的主腦依然逍遙法外，還會選擇其他年輕人（當然不是他們自己的子女）充作其「炮灰」。所以，將這些背後的主腦繩之以法才是治本的做法。當然，有關判決也應該令年輕人覺醒，他們應當學會辨別真偽，不要將自己的芳華白白浪費在漫長的監獄生活裏。

　　《反恐法》《反蒙面法》需考慮

　　毫無疑問，旺角暴亂是非法「佔中」的延續，與年輕人接受「違法達義」的宣傳教育密不可分。對此，政府有責任肅清「違法達義」的流毒，重塑正確的法治觀。其次，政府應該積極考慮制定《反恐法》和《反蒙面法》。目前，「港獨」分子依然在行動。他們更勾結其他「四獨」（「藏獨」、「疆獨」、「蒙獨」和「台獨」）試圖聯手危害國家統一和安全，故需要盡快制定有關法律更好地保護社會秩序和國家安全。

　　筆者以前曾經撰文指出：香港警方要採取主動進攻之策，將激進極端組織的暴亂行為視為「有組織罪行」處理。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防控類似暴亂再發生。合法的言論自由應該得到充分保護，而違法的暴力行為就必須果斷懲處。

　　此次對暴亂者的嚴懲，標誌着香港法治的修復。法官對嚴重刑事案件的處理也會更加注重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而不會側重犯罪者所謂的「政治動機」。因為只有合適的刑罰才能發揮阻嚇性作用，向香港社會特別是易受煽動的年輕人傳達清晰資訊——不可用暴力行為表達任何政治訴求。

　　誠如法官指出：不能接納以政治要求作為求情因素，否則會向社會發放錯誤資訊，誤以為當有人對政府或社會有不滿時，便可將有關情緒訴諸暴力行為。判刑時的關注點，只需考慮暴力行為程度和破壞社會安寧程度，而法律下只有守法和違法人士之分。另外，此次判決由香港高等法院作出，或對今後暴動罪的量刑起到判例示範作用。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