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涉及的旺角暴亂案前天宣判，梁天琦因暴動及襲警罪成被判監禁六年，同案另外兩名被告盧建民、黃家駒則分別判監禁七年及三年半。應該說，這個刑罰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案件宣判後，不少人引用「六七事件」被告的刑罰作比較，認為梁天琦刑罰比港英時期對「六七事件」中同樣干犯暴動罪的人還要嚴厲，因此屬於「政治迫害」。這種說法其實是嚴重犯錯：
圖藉「陰謀論」混淆視聽
第一，「六七事件」被告的刑罰並不低，至少有11人最初被判處4至5年有期徒刑，與梁天琦的刑期差不多。只是後來時任「港督」戴麟趾接受「監犯徒刑審查委員會」建議，批准11人減刑，各人的刑期才縮短到兩年多。而梁天琦等人的案件並非終審，上訴結果亦可能與現判決不同。現在便匆匆將梁天琦的判刑與特赦結果相比，當然是不恰當的。
第二，在「六七事件」時期，《公安條例》尚未制定暴動罪。暴動罪是1970年修訂《公安條例》時，才加入該條例，刑罰最高可以是十年。現在的司法量刑就是根據修訂後的《公安條例》作出的，用新法例下的裁決，與此前裁決對比得出過嚴的結論，無疑是「清朝的劍斬明朝的官」。
第三，不少牽涉入「六七事件」的人也被判重刑。比如曾德成，僅僅因為派發傳單就被判監禁兩年。這放在現在是不可想像的。
第四，在《公安條例》加入暴動罪後，1989年白石船民中心暴動以及2000年喜靈洲戒毒所暴動及縱火案兩宗類似案件，前者刑罰是五年監禁，後者則高達九至十年監禁，都與梁的判刑屬於同一量級。可見，法官在判刑時，即便有從重處罰的因素，也在法定量刑範圍內。
我們看到，這次審訊放在高院，起用了陪審團，本身就是為了讓有爭議性的案件更經得起輿論評說。梁天琦等被告罪名成立的裁決，是陪審團退庭商議的結果，它不是由法官，更不是由政府決定。在法定量刑範圍內，法官偏重還是偏輕，是否有下調的條件，則完全是法官的法定權力。大眾可以各抒己見，但毫無理由地指責「政治迫害」，顯然已經超出了正常點評範圍。正如在裁決書上所寫的，量刑只考慮案件破壞社會安寧程度。因應香港有人鼓吹暴力的現狀，「法庭需要作出具備阻嚇性的刑罰」，防止香港繼續出現暴力化。這種說法也是合情合理的，有堅固的法律基礎。所謂「政治迫害論」可以休矣。
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馬道立6月9日在資深大律師委任典禮上的演說時指出：「法庭只是處理法律問題而已」；一些人「將自己對法律的看法與法庭對該事件的裁斷結果畫上等號，對法律體制的觀感甚至信心，變成主要甚至完全地視乎判決的結果而定」；這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錯誤的。
在旺暴案主犯梁天琦被判刑後，案件已經有階段性的結果，部分正義得以伸張。但筆者仍然對年輕人承受沉重代價感心痛及可惜。更可惜的是在背後鼓動他們的人，尚沒有得到法律的正義審判。
這包括直接的組織者，比如「本民前」前召集人黃台仰在旺角暴亂中，其煽動責任可能比梁天琦還大，可是他棄保潛逃，到現在還不知所終。只要一天不把他緝拿歸案，旺暴案就不能說已經完結。此外，當局亦要追究背後推波助瀾者的責任。
旺角暴亂的發生不是偶然的。此前，打着「本土主義」旗號的「港獨」勢力，已發起「光復行動」、「鳩嗚行動」等針對內地人的事件。而在這背後，雖然不乏社會因素，但很明顯是有右翼民粹勢力的煽動。他們把一些香港經濟上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因香港與內地人員來往帶來的不便，都歸罪在內地遊客與新來港人士上。
須追究背後推手責任
他們還自稱教主、國師，鼓吹「熱血」、「勇武」，以這些仇恨性的言論給廣大基層青年洗腦，從中謀取經濟與政治利益。俗話說：「精人出口，笨人出手」。這些背後的始作俑者從來都是利己主義者，從來不會以身犯險，一看形勢不對就立即切割，把受煽動、受蒙蔽的青年當成炮灰。
梁天琦有大學學歷，有自己的思考，是「勇武派」的「港獨」組織頭領之一，受到法律的制裁乃咎由自取。但他走上「港獨」的道路，很難說沒有那些「港獨」理論家的影響。還有一些似乎和「港獨」不沾邊，表面上「反對暴力」，但在背後一直搖旗吶喊、推波助瀾的法律界與政界人士。比如大學法律副教授鼓吹「違法達義」；前立法會議員撰文吹捧「梁天琦是30年來最出色的政治人物」；現任立法會議員鼓吹「入獄令人生更精彩」。這些與法治背道而馳的偏激言論，不着邊際的吹捧，讓梁天琦自我意識膨脹，以為自己就是「被選中的人」，對他走在錯誤的道路上推一把。
其實，與梁天琦相比，那些大眾連名字也難以記起的「基層港獨分子」才是最值得惋惜。比如這次判了七年的盧建民，他只有中五學歷，在餐廳當侍應，收入不高。應該說，本質上他不是什麼壞人。諷刺的是，其實他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新來港人士。如果在一個良好的社會氣氛中，他即便不能創一番事業，也能好好地生活下去。正是由於那股煽動針對內地人的社會歪風，令他最後落得可嘆的下場。
只要偏激思想還在流傳，只要宣揚偏激思想的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制裁，就會不斷有「新梁天琦」、「盧建民第二」的出現。香港社會割除毒瘤還任重道遠。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