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避過貿易戰對兩國人民乃至整個世界都是好消息。筆者一個多月前曾撰文分析，中美貿易摩擦看似矛盾甚大，其實雙方有很多妥協的空間，並不必然發生貿易戰。現在雙方取得共識，說明筆者的觀察沒錯。

　　中美貿易密切難分你我

　　最近十幾年，中美貿易關係一直是世界經濟最大的雙邊貿易，堪稱世界經濟運作的主軸。中美貨物貿易裏面，從美國輸出到中國的部分比較簡單，主要是能源、農產品與特定的高科技產品（芯片、飛機）；但從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部分，是牽連龐大的製造業，受影響的絕非只是中美兩國。在全球化生產體系下，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向世界各國購買能源、原材料、零件、機器設備，在中國製造出最終消費品，再賣給美國等國家。而向中國出口那些產品的國家（當中也包括美國），他們生產能源、原材料與零件時，也需要在當地或者外國購買設備、材料以及「零件的零件」。這些產業鏈一環扣一環地組成一張龐大的網。如果中美貿易這個最終一環被中斷，差不多大半個地球的經濟都要停止運轉。中美經貿關係實際上是「大到不能倒」。在中興科技被美國制裁後，不少美國高科技芯片公司向政府叫苦，中興停止購買芯片也對美國公司造成很大損失。可見，中美公司在全球化生產模式下已經難以「脫鈎」。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美都在貿易中受益。美國市場的開放不但讓中國通過貿易每年獲得數千億美元的順差，也幫助中國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不少美資在中國直接設廠，更把先進的技術、管理、理念帶入中國，幫助中國進步。美國人長期以來已培養起過度消費的習慣，在最近十幾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沒有明顯增長的情況下，家庭生活水平沒有明顯惡化，過度消費仍在持續。這得益於美國的低通脹，其背後重要原因就是中國製造業源源不斷地提供了廉價的產品。可以不誇張地說，如果一下子中斷中美貿易，美國人民立即生活在「水深火熱」中。

　　正是由於中美貿易已經成為「夫妻」一樣的緊密關係，中美貿易戰根本是雙方都打不起。無論美國鷹派說要通過貿易戰「重新定義中美關係」，還是中國鷹派說「要打史詩級的貿易戰」，都脫離了中美經濟緊密相連的現實。

　　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動貿易戰，其根本出發點是降低中美貿易的不平衡。客觀而言，這個目標不能說毫無道理。不可否認，中美貿易有結構性的矛盾，正如《環球時報》也承認，「失衡度如此高的雙邊貿易確實難以持續」。更何況，中國現在正處於進一步開放市場的最好時機。雙方矛盾不是看上去這麼大。

　　隨着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國人民的消費力與消費意願都急劇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經達到58.8%。中國零售消費市場規模在2017年達到5.69萬億美元，極接近美國5.7萬億美元的規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就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這也與匯率有關）。即便中國未來經濟放緩，中國消費市場仍將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長。

　　十九大報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一語中的。

　　中國雖然已在總平均關稅水平上達到或超出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履行了世貿義務；但在最終消費品的關稅上仍然偏高，加上國內的其他稅費，很多外國商品在中國的價格都顯著地比外國高。近年，中國人在海外旅行購物、「海淘」，及直接從外國網購的數額巨大，種類覆蓋方方面面。這說明中國人對外國貨有極旺盛的需求。對很多商品徵收不合時宜的高關稅，事實上已成為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障礙。

　　降低關稅，讓人民能以與外國相似的價格買到價廉質優的外國貨，正是回應時代要求的呼聲。比如，中國前一段時間剛剛取消了對抗癌藥物的關稅。中國癌症問題日益嚴重，外國（主要是美國）抗癌藥比中國的效力強很多，但外國藥價格極高，又因此不能進入醫保。很多人為了活命，只能用極高價格自付地購買外國藥，構成沉重的經濟負擔。對「救命藥」徵收關稅就非常不應該。中國取消抗癌藥關稅後，不但藥物價格下降，還低到可以進入醫保，患者自付的價錢是以前的十分一，一下子大大減輕了負擔。可見，由於新時代的基本矛盾已經轉變，中國本身也有主動降低關稅的迫切性。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講話上也已經明確表示中國要降低關稅。

　　美須改變敵視中國態度

　　中美貿易問題之所以上升為「貿易戰危機」，有兩個重要原因。

　　第一是特朗普的談判方式迷信「以蠻力取勝」，即用粗暴恐嚇與單邊懲罰迫對方就範。這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難以接受的。特朗普一方面先對中國單方面徵收鋼鋁關稅，再提出對中國500億貨物徵收25%額外關稅，再加碼到對1000億美元貨物徵收關稅；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國解決1000億美元逆差，進而加碼到2000億美元。足見其蠻橫。

　　事實上，莫說中國，就連美國的盟國與友好國家，如日本、歐盟、印度等也紛紛步中國後塵，在WTO上起訴美國強行徵收鋼鋁關稅，對美國徵收對等懲罰性關稅。即使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經濟體量與美國完全不對等的國家，美國也遲遲沒能壓服她們，達成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這證明特朗普的一套根本不可行。

　　第二是美國的「戰略鷹派」把其他「遏制中國」的訴求，摻雜在貿易摩擦中，把貿易摩擦擴大到戰略競爭。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提出中國取消「中國製造2025」的國家補貼政策。這相當於要中國放棄該計劃。這被中國視為損害中國主權的要求。大概沒有一個中國政府能答應這樣的要求，否則在人民眼裏就變成「喪權辱國」了。

　　在華盛頓的談判中，美方作出了兩個重要的轉變：第一，不再要求一個具體的數碼；第二，不再要求中國取消「中國製造2025」政策。

　　筆者認為，這兩個轉變讓談判真正回到「談判應有的軌道」，而不再是簽訂「城下之盟」。這正是雙方能達成框架共識的根本原因。

　　中美在貿易問題上取得共識是雙贏。正如共同聲明強調：減少逆差是「為滿足中國人民不斷增長的消費需求和促進高質量經濟發展」，「這也有助美國經濟增長與就業」。此外，中美在貿易問題達成的共識，也讓雙方在如何協作上取得經驗，這有利中美解決互相之間的其他問題。

　　旅美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