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現時，中國應該更多從擴大有效需求出發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中新社

　　美國貿易談判團在北京只呆了兩天就匆匆離開，正如事先所預期的，美國一定會獅子大開口。既然談判存在較大分歧，若發生貿易戰，則一定會受損，如果妥協，同樣會受損。因此，必須調整內外政策，以減少因外部環境變差帶來的負面影響。隨着外部環境變得更加負面，可供選擇的路徑會越來越少，但反過來也有利於選準道路。\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李迅雷

　　記得中美貿易紛爭剛起之時，不少人還盲目樂觀，說原來中國才是工業國，美國只是農業國，因為中國對美出口的主要是電子產品，而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主要是大豆。隨着人們對中美貿易紛爭討論的深入，大家的信息對稱度不斷提高，中美貿易討論變成一場全民學習交流的難得機會。例如，美國商務部宣布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銷售零部件、商品、軟件和技術後，大家才意識到，原來國內全球級的超大企業由於未掌握核心技術而不堪一擊。

　　加工貿易佔比接近一半

　　於是，自四月中旬至今，全國上下又在經歷一場關於芯片的科普教育。人們發現除了芯片材料、芯片加工等核心科技落後外，還有很多核心科技如高精度機床、超大型航空發動機、精密減速器、炭纖維技術等都被海外企業所壟斷。就連所有中國居民的身份證，用的都是日本富士施樂進口設備印刷製作的。

　　事實其實很清楚了，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經濟奇跡，主要靠低端崛起，即人口紅利、引進外資、出口加工和房地產等來推動，實現了經濟持續高增長。這與二戰之後崛起的日本、德國和韓國的路徑有所不同，這三個國家的崛起都是靠高端製造業，或者實現了從低端跨入高端的成功轉型。

　　如在上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是全球出口的絕對老大。到了1973年，德國出口佔全球份額達到11.6%，接近美國的全球份額，到1990年則達到12.2%，超過美國成為出口第一大國。日本出口佔全球份額則在1986年達到9.9%，之後便快速回落。

　　上世紀80年代後，中國出口佔全球的份額大幅上升，氣勢如虹。2015年出口額佔全球出口總額達到13.8%的峰值。儘管之後兩年有所回落，但仍然高居全球之首。2017年美國出口的全球份額為8.7%，德國為8.2%，日本只有3.9%，而中國達到12.8%。

　　但在中國實物出口中，加工貿易的比重較大，過去都要佔到半壁江山，如今仍佔46%。而作為發達國家的美國、日本和德國，加工貿易比重應該很低。如果把加工貿易額去除的話，2017年中國一般貿易佔全球出口貿易的比重只有6.9%。

　　這意味着，如果單純以一般貿易出口額作比較，則美國和德國的出口額都要超過中國。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第一的國家，自身製造的商品出口額不及美國和德國，而美國製造業在GDP中佔比只有12%，中國則要超過40%。

　　儘管2017年中國出口增速已從負轉正，但仍未扭轉出口全球份額下降趨勢。從美國、德國和日本的歷史案例看，12%的全球份額似乎很難長期維持。因此，今後中國出口增速可能很難超越全球總增速。但全球出口增速又是低於全球經濟的平均增速，因而或可預料今後中國出口低增長甚至負增長將變為常態。

　　減稅谷消費可提振內需

　　既然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之一要減速，那麼，今後更要走擴大內需之路。在四月下旬政治局會議的公報中，時隔三年重提擴大內需，引發市場對於下一步政策取向的關注。

　　擴大內需無非是兩種路徑，一是追加投資，二是擴大消費。投資主要分為三類，即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和製造業投資，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基建投資持續高增長已經導致債務率過高，製造業投資面臨產能過剩的難題，而刺激房地產投資不是長久之計，且面臨泡沫破滅的風險。

　　有人認為，中國可以增加在高科技領域的投資來拉動內需，這當然沒有錯。問題在於，中國經濟結構是以傳統經濟為主的，新舊動能轉換是長期過程，當前新舊之間大約是1比10的關係，增加新領域的投資固然是應該的，且目前新興產業投資增速已經很快了，如2017年中國在高技術產業的投資增速達到16%。

　　因此，筆者理解的當前及今後擴大內需的正確路徑，應該是擴大消費。儘管最近兩年來消費對GDP的貢獻有所上升，但主要原因是因為資本形成（通俗稱為投資）對GDP的貢獻下降而導致消費對GDP的貢獻相對上升。

　　如果扣除通脹因素，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速自2008年之後就開始下行。從過去五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在GDP中的佔比平均水平看，仍然超過40%。從全球範圍看，資本形成貢獻率超過中國的，只有四個國家：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消費增速的下行背後，實際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的下行。201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速為7.3%，低於平均數增速的9%，遠低於名義GDP增速11%。由於中低收入階層是消費的主力，而這兩年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較快，這就意味着總消費增速的回落與消費升級升溫同時出現。

　　為何居民的收入差距會出現擴大趨勢呢？筆者覺得這與產業升級、經濟結構轉型和房價上漲有關，前者使得IT、金融服務等高大上行業的從業人員薪資水平更快上升，後者則增加擁有多套房產者的財產性收入。

　　因此，提高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或福利水平，應是擴大消費的關鍵。從2018年一季度的數據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已經回升至8.46%，與中位數比較接近，如果增長能夠持續，消費增速也有望回升。但居民收入的增幅又與GDP增速相關，未來經濟增速下行是大趨勢，所以，不能期望居民收入增速有較大上升。因此，要擴大內需，最能立竿見影的工具就是減稅了。

　　此外，減稅應該與稅制改革結合起來，這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有效手段。例如，2017年中國個稅收入總額不到1.2萬億，但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超過40萬億，即實際平均稅率不到3%，儘管個稅的最高級差稅率達到45%，說明徵稅質量不高，難以對高收入階層進行有效徵稅。美國個稅要佔稅收總額近50%，中國則不到10%。

　　無法有效地向富裕階層徵稅，也是導致貧富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初提出個稅改革要從分類稅向以家庭為單位的綜合稅推進，這一口號已經喊了十五年，但迄今未見動靜。如果能夠把嚴厲打擊偷漏稅、加速稅制改革和減稅政策結合起來，那麼，國民收入再分配就會更加合理，貧富差距就會縮小，就能提高有效需求，擴大內需。

　　「中國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改革將繼續推進，機構精簡、財稅改革的空間還很大，如減少行政性財政支出、增加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等舉措，都能提高內需。2016年以來，解決產能過剩的主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減少供給；今後，應該更多從擴大有效需求出發來解決產能過剩問題。

　　對於中國而言，過去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必須通過開放來引進外資和技術；如今，中國不僅出現了產能過剩，同時還出現了資本過剩。因為資本過剩，所以大量的錢在金融領域內空轉，大量的錢流向房地產，流向PE、VC領域，導致資產泡沫。因此，中國不僅需要輸出商品，還需要輸出資本。

　　對美國而言，由於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民粹主義勢力擴大，這也是特朗普當選總統的主要原因，因為他提出限制移民和保護貿易，要讓美國再工業化。這就必然導致中美貿易出現了衝突。

　　如何來應對衝突呢？

　　如果以貿易戰升級的方式來擴大衝突範圍，那麼，中國受損面將更大，畢竟中國是貿易順差國。而且，不排除歐盟、日本等迫於美國壓力而成為美國的盟友與中國對立。

　　因此，筆者認為中國將採取克制的方式、有限的衝突來應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同時將實行降低關稅、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擴大進口等舉措，來贏得更多國家對中國的理解和支持。也就是說，以開放來應對封閉，以全球化來應對逆全球化，以國際主義來應對民粹主義。除此之外，中國幾乎沒有更佳的路徑可以選擇。

　　當前中國不僅要應對「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而且還要為實現2035年以及2050年的兩大目標而奮鬥。在人口不斷老齡化的背景下，任務可謂非常艱巨，選擇機會也越來越小。因此，必須走更加對的路，「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