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終於通過了修訂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議案，有望終止多年來困擾香港的「拉布」現象。有反對派議員與學者提出反對，其中陳永政《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之後》一文可以作為代表。文中列舉種種理由，論證「建制派以偷襲方式快速修改議事規則，是對香港整個政治社群的侮辱」，是「持力不講理」，雲雲。但這些指責完全經不起推敲。

　　第一，文章認為，在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中，建制派主張反「拉布」，反對派支持「拉布」，而選舉結果是反對派在直選議席上佔多數。這說明「拉布」作為制度上容許的政治手段，已經得到香港法例容許下最大程度的正式民意授權。

　　這種說法的錯誤之處在於，選舉時「拉布」與否只是眾多議題中的一個，選民是否選某個候選人，與其支持「拉布」與否關係不明確。如果選舉制度是單議席單票制，這種論調可能還有一些道理（比如上次新界東補選，反對派就以「保住議事規則」作為理由競選），但在比例代表制之下，選民的選擇與「拉布」與否的相關性更小。而且，事實上我們也看到，二○一六年立法會選舉時的各場辯論中，根本沒有把是否修改議會規則作為焦點。這樣又怎麼可以說二○一六年的選舉結果是選民不支持修改規則的「授權」呢？

　　民意支持修規毋庸置疑

　　第二，文章認為「民意調查不能取代直接選舉的授權」。無疑，民意調查不是一種授權，但如上分析，二○一六年的選舉結果本來也不能視為授權。因此兩者間根本沒有取代與被取代的關係。正確地說，有關是否修改議事規則，沒有所謂的授權問題。

　　民意調查與選舉結果，哪一個更能反映民意呢？答案無疑是前者。除了上述分析說明選舉結果與選民是否支持修改規則沒有關聯之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投票有投票率的局限。每次投票最多只有約六成選民，也就是說，只能反映出六成人的意見。一般而言，投票者的政治參與程度比不投票者高，也就是說，如果把投票視為「取樣」方式，那麼必然只能取到有政治熱情高的的選民。這在統計學上是一種取樣的系統偏差。而民意調查的取樣是隨機的，理論上不帶系統偏差。即使在實際操作中不可避免有偏差，也可以經過多次調查及不同組織進行的調查而「抹去」那些偏差。因此，如果多個民意調查都顯示支持修改議事規則，這才是更科學地說明民意到底在哪方。

　　民意調查的結果很明顯，多個不同時間、不同組織的民調都有約五成市民支持修改規則。這證明支持修改規則的人確實遠大於反對的人（有相當一部分人持中立態度）。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次修改規則期間，反對派陣營團結一致出動所有宣傳工具，但除了在網上稍有回聲之外，現實生活中應者寥寥。反對派再三呼籲支持者到立法會前示威露營，結果連續幾天都只有百人左右的規模。這充分說明「拉布」不得人心。

　　第三，文章認為，建制派趁六位前議員被DQ的時機修改議事規則，是「偷襲」，不符合政治倫理。這種論調尤為可笑。那些議員被DQ完全是咎由自取，被DQ合情合法合理，這與建制派議員毫無關係。

　　事實上，西方立法機構趁一些意外出缺「偷襲」之事多不勝數。前一時期，美國參議員麥凱恩檢查出腦瘤，需要休息，議會要投票時，共和黨還千呼萬喚要麥凱恩帶病出席，沒有說要民主黨出於政治倫理不提議案。民主黨最近意外贏得亞拉巴馬州補選席位，要求共和黨把稅改法案最終版本的投票推遲到新當選議員上任後，共和黨堅決不幹。可見議會的政治鬥爭，講究的是見縫插針，哪裏要講些所謂「政治倫理」。

　　反對派應反思如何履行職責

　　第四，文章認為，「建制派亦選擇了以最差的方式修改議事規則限制『拉布』——擴大主席的隨意權力」，提出應該設立程序，讓民選議員辯論是否剪布，再表決是否終止辯論。這個說法更荒謬。必須強調，香港反對派的「拉布」，不是外國的冗長辯論，而是在辯論過程中通過無數的修正案與無限次的點人頭拖延時間。按照這位論者的說法，要終止辯論，還要先辯論一次是否終止辯論，投一次票。這非但不是反「拉布」，而是提供雙重「拉布」的機會。

　　第五，文章認為修規把立法會「全體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最低人數由全體議員的二分之一（即三十五人）降至二十人，違反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根據立法會法律顧問與外聘大律師的意見，全體委員會不等於大會，所以沒有違反基本法。現在有人已經提出司法覆核，這個問題應該留待法庭解決。

　　反對派以「拉布」為常規武器，事無大小無論對錯都「拉布」，把理性辯論的場所變成無聊的「拉布」戰場，甚至出動「塔利班式」的小丑手段，浪費寶貴的光陰與納稅人的金錢，實在已經成為社會運轉的障礙。建制派議員怎會不得不提出修改議事規則？市民又怎會不站在支持修規的一邊？

　　現在反對派議員更應該做的，是痛定思痛，好好反思。反對派仍有充分的權力反映他們代表的選民的聲音，希望他們以後能正確行使議員職責。這次修改議事規則，確實大快人心，希望政府未來施政更加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