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上海的區位優勢決定了其廣闊的經濟腹地和巨大的輻射效應

　　十九大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進行了全面布局，制定了基本方略，確立了中國經濟轉型的戰略架構。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要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開創「引進來」和「走出去」並舉的雙向、全面開放格局。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示範區，需要結合自身的優勢，抓住經濟轉型戰略機遇期的機會，將自身的發展定位與國家的整體規劃結合起來。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邵 宇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家就已經提出要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進入到21世紀以後，國家更是把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納入到國家戰略的範疇。2009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上通過了「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指出要在202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這也是上海「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總目標。

　　經濟與金融是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支柱。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如何去適應新形勢下的全球化，如何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如何通過自貿區和自由港建設推動金融開放，如何加快科創中心建設引領創新驅動，如何發揮好長江經濟帶的龍頭作用，都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要義。

　　金融科技推動市場創新

　　為完成「十三五」規劃確定的2020國際金融中心戰略目標，上海仍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突破：首先，完善金融市場體系。鞏固現有的證券、期貨、外匯和黃金市場，推動建設上海國際板塊市場、再保險市場、非上市公司股權轉讓市場等。其次，推動資本項目開放，促進人民幣國際化。再次，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金融產品和制度創新。最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尋求金融市場化改革和穩定的平衡點。

　　十九大中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任務，並從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全面開放等領域提出了基本方略。現代化的經濟體系需要現代化的金融體系與之相匹配。尋找二者的交匯點，是上海未來發展的着力點。

　　沒有實體經濟的依託，金融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末。金融始終是實體經濟發展的工具，要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立身之本。自2015年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以來，實體經濟領域的去產能、去庫存成效顯著，但去槓桿、降成本和補短板在中長期內仍然是政策制定的着力點。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構建需要在供給側做好引導作用，把提高供給質量作為主攻方向，為消費升級提供新動能，加快建設製造業強國。傳統產業的優化升級需要金融的支持，上海要利用區位優勢，開拓自己的經濟腹地，對內向整個長三江和長江沿線輻射，對外發展貿易與航運，向亞洲和全球輻射。

　　十九大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經濟的轉型升級離不開科技的支撐。同時，少了科技的支持，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的各項創新也無從談起。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隨着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成熟，金融與科技的結合越來越密切。為此，要把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始終放在重要的地位。具體而言，要貫徹落實國務院制定科創中心建設方案，以推動科技創新為核心，以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主攻方向，系統推進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充分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和動力，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斷引向深入，把「互聯網＋」、「＋互聯網」植入更廣領域。

　　金融科技是促進科技研發、產業化和科技企業發展的一系列金融工具、制度、政策及服務的系統性、制度性安排，是由政府、市場、企業和社會中介機構等多元主體及其行為活動共同構成的一個完整體系。它不僅是技術的概念，也涵蓋金融的維度。這個概念本身只是描述了金融的新業態，但它的內涵是豐富的。

　　上海金融科技的發展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早在2010年就被確立為國家科技金融結合的試點城市，隨後就陸續推出了各項政策，成功搭建了上海市科技金融信息服務平台和上海科技金融研究院科技金融服務平台，各項政策體系也基本形成。但仍有很多工作有待進一步向前推進，如服務科技型企業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還不完善，金融產品體系還不健全，金融開放度還不高等。為此，有必要在「十三五」期間更加有針對性的用金融支持科技，以科技帶動金融，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特別是風險投資體系。

　　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創新引領率先實現東部地區優化發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之路，是工業化帶動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平均每年以超過1%的速度發展，至2016年底，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達到了58%，與發達國家的90%左右的城市化率還有差距。但如果按照戶籍人口來算，仍然低於50%，也就是說中國的城市化並沒有實現市民化。從美、日、韓城市化的經驗來看，城市化呈現明顯的階段性特徵，而中國正在向第二個階段邁進，這個階段的特點是發展速度放緩，發展質量會提高。

　　城市化正邁入第二階段

　　深度城市化的模式包括以港澳大灣區建設為代表的城市群戰略和以雄安為代表的新區模式兩種，上海的區位優勢決定了其廣闊的經濟腹地和巨大的輻射效應。需要重點強調的是，人的分布定義城市的邊界，而人的分布本身又是由交通狀況決定的。交通設施建設是深度城市化的核心意義，因為核心城市的輻射範圍主要就是由交通狀況來決定的。但相比東京、紐約和倫敦，交通設施的密度和使用率建設仍然制約着上海的發展；同時，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讓願意來上海發展的金融專業性人才和高科技人才住有所居，也是未來城市規劃的重點。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有利於培育上海面向全球的競爭新優勢，構建與各國合作發展的新平台，拓展經濟增長的新空間。自由貿易港是在自由貿易區基礎上的升級，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自由港和自貿區的區別，主要體現在允許開展離岸貿易，在離岸貿易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高端服務業，發展離岸金融等相關業務。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貨物自由流動、資本自由流動和人才自由流動。

　　自由港建設為上海發展航運金融提供了契機，因為航運業屬於資金密集型產業，其所需投資金額大，投資周期長，且航運本身風險積聚，所以航運金融應運而生。經過長期的衍生與發展，航運金融已經形成了船舶融資、海上保險、航運資金結算和航運價格衍生產品四大業務。其中航運價格衍生產品，指航運業及與航運相關的石油鋼鐵等行業，規避海運價格風險的工具。諸如，航運運價指數期貨、航運遠期或遠期協議和航運運價期權等。

　　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視野不應僅局限於金融範疇，實體經濟是金融的依託，發展金融的目的還是要服務實體經濟。只有在以實體經濟為支撐，並且在不斷完善監管體系的情況下，循序漸進推進金融市場化改革、擴大金融對外開放、逐步實現人民幣自由兌換、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豐富金融產品、實施人才戰略、發展金融科技，以及利用自貿區和自由港發展特色金融。從紐約、倫敦和東京等金融中心的發展路徑來看，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是個系統工程，經濟發展、金融生態、法制建設、科技創新等都是必備要素，這對政策方面的啟示就是應該加強不同部門之間的統籌協調，做到不僅有分工，更要加強協作。

　　歷史經驗表明，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是不夠的，除了要走不少彎路，還要走回頭路，在循環往復的周期中摸不清方向，因此地方政府在整體規劃和體制機制構建上都應當發揮牽頭作用。具體而言，政府作用主要體現在：健全和完善相關的法規制度和監管手段，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確保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加快國有金融機構的股份制改革，促進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加快利率市場化改革進程，逐步取消信貸管制，同時提高金融市場化水平和開放水平，加大稅收優惠力度，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吸引更多的金融要素。此外，通過合理運用財政貨幣政策，提高政府的宏觀管理能力、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實現宏觀經濟的內外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