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在深圳的校園發展良好，讓深圳在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以及清華、北大、哈爾濱工業大學等的分校發展之外，多了與香港的合作成果。近日，北京理工大學與莫斯科大學合辦的大學在深圳成立，習近平主席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恭賀，凸顯出深圳在大學體制發展方面再邁出一大步。也突破過往對英美西方大學制度的過度迷信，更有利於深圳大學教育的多元化和創新發展。

　　深圳已是國際公認的硬件硅谷，經濟創新的動力有實質的生產與市場支持，發展潛力勝於僅限軟件和過於偏重金融的美國加州硅谷。深圳以往的缺憾是缺乏科研實力雄厚的大學支持，清華、北大、哈工大的分校正可補足這個缺憾。中大分校添上香港的國際因素和國際關係。北京理工大學屬全國理工名校，加上莫斯科大學積累的深厚科研技術基礎和它所代表的前蘇聯和俄語區的各種學術科研聯繫，對深圳已極具競爭力的製造業更是錦上添花。

　　深圳的製造業基礎，創投金融業，本地、國內及國際市場的網絡，以及技術人才的培養機構（深圳技工學校）、龐大的科研投入等等，在在都使深圳未來的發展還可再上台階。全球科研經費投入比例最高的兩個國家為以色列、韓國。它們的科研投入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4%以上，深圳的比例也是在4%以上，在國際上可與以色列、韓國相媲美。

　　但深圳背後是龐大的中國科研與經濟體系，優勢勝於以色列和韓國，深圳也已開始與以色列合作。加上《中國製造2025》的推展，人才、投資與制度並備，深圳發展的機會巨大。事實上，中央政府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以科研經濟升級為方向，擔大旗的應是深圳，而不是科研投入微薄的香港。即如港深合作的河套區，也顯然只有深圳才可真正地將河套變成科技創新區。

　　香港應認清深圳現有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應學習深圳的創新能力。香港的大學執著於國際排名，眼睛只看英美學制，越來越趨向於形式化和公關化。即使近年內地支持在香港成立國家實驗室的合作關係，由於政府缺乏創新與科技政策，經費投入不足，雖有論文發表，科研的商業化卻十分艱難、科研人才難以就業，更不用說科研創新體制與人才的培育與發展。

　　雖然說香港為國際金融中心，但若以倫敦為例，其經濟結構不會集中於金融服務的個別範圍，而是更為多元化和多樣化。支撐金融中心功能的，還需有教育、文化與科研，也需有廣泛的國際化。倫敦的大學與科研機構不會集中於英美體制和市場，而是涵蓋國際社會的更大面向。倫敦作為金融中心，其教育科研機構、企業，乃至社會整體都是多元化，包容性極高，這才造就其成為全球第一的國際金融中心，一兩百年屹立不倒，不受二戰和英國衰弱所打擊。

　　香港回歸以來的大問題，一是集中於股市與房地產的發展，二是經濟結構淺薄狹窄，且過度去工業化。二者都削弱了中產階級，抑壓了教育科研的發展。香港若要重拾發展，最佳的戰略是與深圳整合，讓產業結構互補、政策制度互惠，並在基建與人才發展方面，合力創造更大規模、範疇效益、協同優勢。在內地，京津冀有協同優勢，在珠三角、廣州與佛山有協同優勢。但這兩個例子應該比不上香港與深圳整合之後的協同優勢和發展潛力。

　　整合的第一步是同城化發展，兩地方便來往，交通接軌，使轉乘便捷。中學已有交流，大學更應深度合作，可參考歐盟Bologna體系的成功例子，讓學生在兩地交替受教育，設定社會與醫療的制度銜接，可攜性的安排，環保協調等等。

　　若香港還是按照回歸初期的「深港合作」（實質不合不作）模式，反對兩地同城，香港不單難以重拾發展之道，也必然會在市場競爭牽引之下，讓資源人才從香港流往深圳。屆時深圳可以單獨發展，捨棄香港。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