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發起圍堵港大校委會的馮敬恩，日前終於為自己的行為道歉。日前向法庭提交近千字的求情信，在信中承認當日發起激進粗野的行為，最後發展成失控場面，不單自己違反法律，也得不到同窗支持，更損害香港大學聲譽。對此，他稱：「我實在感到後悔和遺憾，亦對當日的混亂感到歉疚。」他還稱自己應該理解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生有所要求，希望大學生能夠尊重別人，做事有節有理，表達訴求亦需有禮，才能以道理贏得支持。

　　據悉馮敬恩與李峰琦不僅在法庭上表達悔意，還分別向港大校委會成員道歉。其道歉不知會否成為通識課的教材，告訴青少年暴力和違法會付出的代價；抑或是成為他們將來行為的「映照書」，證明他們此次此刻道歉是真誠的，沒有欺騙社會大眾。裁判法官接納其有真誠的悔意，認為毋需判阻嚇刑罰，判其接受社會服務令二百四十小時。

　　法庭勿發錯誤信息

　　香港社會向來對年輕人更寬容，願意看到犯錯誤的年輕人接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這本是社會文明的一種表現。但我們看到自「佔中」以來，這麼多年輕人出現問題，社會激進、暴力疊現，甚至「港獨」這樣的社會禁忌也在大學校園喧囂，於是很多人擔心，此次法官量刑會否給社會錯誤信息，認為學生犯法只要道歉必獲原諒？

　　昨日律政司宣布，基於各種因素考慮，不會就兩人的判刑提出覆核。這一決定多少令人失望，但市民更希望兩人能珍惜機會，汲取教訓，知錯而改。

　　我更希望從教育的角度來審視，希望香港的教育能有一個深刻反思，能夠亡羊補牢，避免更多「馮敬恩」們重蹈覆轍，避免社會更加激進與暴力。社會需要的不僅僅是有專業知識的人，更需要守法有道德的知識公民。

　　一場反國教運動把香港教育傷得很深，青年人在那場運動中畸形成長，狂妄自大，唯我正確。被他們反掉的不僅僅是對國家的認識，也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以及法治精神。馮敬恩等青年學生的所作所為，正是暴露了這一點。而此次新學年開始，青年針對教育局副局長的冷血標語、狂躁辱罵同學為「支那人」等，都進一步說明對青年學生品格教育的失敗。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提倡青年需先學為人，後做學問。畢竟，權力並不能給人帶來智慧，知識並不一定使人品德高尚。文化先賢孔子主張先學做人，再學文化。主張為人子弟，在家要孝順父母，在外面要尊敬長輩，做人言行要謹慎而注重信用，博愛大眾，親近有仁德的人。他在教育子弟時也是採取「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事實上，香港高校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從各高校的校訓就可見一斑：香港大學的中文校訓為「明德格物」。這句話出自儒家，旨在訓勉學生進德修業。「明德」是人與生俱來的光明皎潔的德性，「格物」指窮究事物的原理。「博文約禮」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校訓，「博文約禮」語出《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知識深廣謂之「博文」，遵守禮儀謂之「約禮」。其他的如城市大學「敬業樂群」，理工大學「開物成務 勵學利民」，都有傳統文化的光輝和為人為文的哲理。

　　校訓是一個學校的靈魂，是學校歷史和文化的積澱，它既是一個學校辦學理念、治校精神的反映，也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更是廣大師生共同遵守的基本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只是，這一代某些青年的情況是，高校學子對自己學校的校訓已經束之高閣，或者，這些青年根本就沒有讀懂校訓，不理解自然也就不遵循。

　　就如中文大學，這所被定位為中國人的大學，竟然有學生以「支那人」辱罵同學，更有甚者，這位學生居然錯誤引用新亞先賢錢穆和唐君毅的言論以開脫罪責，令人感到諷刺。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專門撰文稱，錢先生一向提倡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禮樂人生」，他認為「不學禮，無以立」，假如一個人不學禮，胡作非為，又如何立足於社會——這是對青年需先學做人最好的告誡。

　　偏袒等同誤導學生

　　我不知道新生入學是否需要有校訓的教育，也不知道當下的學生從哪些途徑學習「做人」。但可以肯定，當下香港環境對青年學生成長有不能輕視的負面影響。

　　首先，治學修為的教育殿堂被政治的喧囂佔領，教師可以教學生違法，以個人立場誤導青年；政客可以鼓動支持學生衝擊校委會；立法會選舉，越激進，越有當選的可能性；議會內扔杯子，罵粗口等醜惡現象稱為常態。另一方面，即便看見青年因為不成熟而做錯事，一些社會力量或者視而不見，或者偏袒「捧殺」。高院上訴庭上月改判暴力衝擊政府總部的雙學三人入獄六至八個月。本來入獄是令違法者悔過的機會，但反對派、包括一些議員居然「車輪轉」地前去探監，更有甚者，成立所謂的「在囚抗爭者支援基金」，「社民連」梁國雄更狂言稱「全世界都應向他們捐錢」。如此誤導年輕人以違法坐牢為榮，與法律抗爭為榮，這樣的社會教育，的確是引導人向惡。

　　儒家文化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果青年修身尚且無法做到，如何做到治國、平天下？　　 中華海外聯誼會理事、福建省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