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贏得大選，法國何去何從？今天的法國，面臨麻煩的三高：高稅收、高負債、高失業率。解決三高，必須壯士斷腕，厲行戴卓爾主義。
戴卓爾主義，簡單地概括，就是奉行貨幣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實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革福利制度。其中，在歐元框架下，貨幣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很難單獨在法國實施，剩下的選項只能是國企私有化和改革福利制度。不過，法國公營部門的私有化是非常困難的。當年英國可以完成私有化，是借助了香港資本大規模回流。而法國，卻不具備如此的契機，而公營部門多數涉及法國國家安全，大規模引入非歐盟資本阻力重重。至於改革福利制度，難度之高不亞於法國大革命。
法硬撐大國門面
馬克龍面對的困局，遠比特朗普麻煩得多。當然，法國也不是沒有機會，法國可以借助氾濫全球的中國資本完成法國的改革。事實上，也只有中國可以為法國提供東方版的馬歇爾計劃。當然，中國自身也需要將更多的金融資本融入歐洲。
很多人在討論歐洲病的時候，忽略了冷戰結束對歐洲的經濟影響。全球經濟一體化，釋放了發展中國家巨大的發展潛力。金磚國家的崛起，迅速地蠶食了老工業帝國的製造業。今天，在法國的GDP中，農業佔1.68%，工業佔19.44%，服務業佔78.89%。數字往往很殘酷，法國的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已經變得微不足道了。即便是服務業，法國也未能佔據IT領域的高端，法國在殘酷的國際競爭中喪失了既有的優勢。而法國1990年後的政治家顯然缺乏對時代變遷的敏銳感知，法國人一直在硬撐大國門面。值得中國人深思的是，擁有強大核武力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後冷戰時代為他們的政治地位付出了極為昂貴的經濟代價。美、俄、英、法皆為此付出了沉重的經濟成本。中國由於韜光養晦的政治策略，反而獲得了寶貴的後冷戰紅利。說到這裏，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的政治遠見。
驕傲的法國人，對外承擔了過度的國際責任，對內承擔了過度的社會責任。責任，當然有沉重的經濟成本。勒龐提出法國優先，與特朗普異曲同工，就是試圖放棄部分國際責任和社會責任。但是，碎片化的法國，已經不再擁有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政治家了，他們在重大利益分配問題上很難達成社會共識。是的，沒有人能夠精確定義法國的國際責任和社會責任。當然，也沒有人能夠精算法國應該為此付出多少經濟成本。筆者讀法國預算，為法國經濟學家感到臉紅，他們連基本的財政常識都拋棄了，如果沒有歐元區的硬約束，法國可能已經破產了。
政治正確，在法國比美國更為嚴重。解讀法國候選人的政綱，不免讓人感到今夕何夕，法國再也不是高瞻遠矚的法蘭西了。戴高樂的政治智慧太難得了，他知道法國應該如何在世界定位，他知道法國該如何奠定自己的歷史定位。中國人不會忘記，那個在冷戰時期對華友好的戴高樂，那個極富法國特色的多邊外交政策。很遺憾，在1990年後，法國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後冷戰時期的大變局中，法國成為看台上一個刁鑽的貴婦人。在美、日、德、英積極參與中國改革的過程中，法國竟然高調介入對台灣的軍售，喪失了在華應有的經濟份額。法國還莫名其妙地介入「藏獨」，法國政客為了個人表演而犧牲法國的國家利益。
法國大選，應該給中國人帶來一些啟示。我國有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偉大的政治家，他們用短短七十年時間，完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毛澤東和鄧小平對中國的國際定位和歷史地位有着超人洞見。我國人民享受了毛澤東的革命紅利，我國人民也享受了鄧小平的改革紅利。儘管，中國的問題一籮筐，但那畢竟是前進中的問題。
大選帶來的啟示
毋庸置疑，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也面臨重新定位，定位意味着必須釐清我們的國際責任和社會責任，定位意味着我們如何最佳配置有限的資源。在這個問題上，筆者高度欣賞美國的威爾遜總統。威爾遜總統是實事求是的領導者，他避免了美國過早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列強爭霸戰中最大的受益者。我想，我國還不到承擔主要國際責任的時候，我國只能去做一個負有限責任的大國。這意味着，我國絕對不能過度強化軍事存在，我國無意於主動介入熱點地區軍事衝突。同時，我國應承擔起社會責任，發揮社會主義辦教育、辦醫療、辦養老的優勢，給本國居民一個簡樸而有效的社會保障，絕不讓歐美式的高福利壓垮我們的國民經濟。
如此，中國不僅僅可以平安度過此次全球經濟大調整，中國還能夠為世界未來發展提供嶄新的模式。
筆者以為，法國現在需要戴卓爾主義，馬克龍也只能去試一試戴卓爾主義了。不過，中國並不需要刻板的戴卓爾主義。中國已經不需要大規模引進國際資本完成私有化了，中國也尚未建立足以壓跨國民經濟的高福利政策。中國要迫切解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必須大規模壓縮制度成本，消除行政壁壘，消滅權力尋租；二是必須嚴格管理金融資本，遏止金融壟斷，消滅食利階級。只要下功夫解決好這兩個問題，中國至少還有五十年的黃金周期。當然，中國最根本的問題與法國一樣，就是我們必須重建國家和人民的主體性意識。有了主體性意識，我們就能實事求是，就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