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拋出「大和解」論，建議過於莽撞，未經深思熟慮，方案也不成熟。但客觀而言，提出「大和解」，證明至少一部分溫和理性的「泛民」，確實願意從修補裂痕的方向與新政府合作。這是一個積極的信息。其「大和解」的選項，並不應一棍子打死。

　　「特赦」的法律可行性

　　胡志偉提出的特赦方案在法律上不可行是最大的問題。基本法第四十八條第十二款規定特首有「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的權力（To pardon persons convicted of criminal offences or commute their penalties）。這裏的「特赦」有兩個要素：第一，必須是被判刑的人才可被赦；第二，只限減輕或者免除刑責，但不能免去罪名，不能「洗底」。

　　因此，在基本法框架下，特首擁有的特赦權力，與港英時期的港督有很大區別。港督可以宣布不再追究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前涉嫌貪污罪的警察，但特首沒有相應的權力。所以，是否檢控是律政司的獨立決定，是否有罪是法官的獨立決定，特首均無權干預，只能在宣判後才能運用其特赦權減免刑責。至於不檢控尚未被檢控的「佔中」者，也超出基本法裏特首的赦免權，更不可行。

　　事實上，胡志偉並非首個提出特赦的人。在七警案之後，就有人提出特赦七警，之後也有人提出過七警與「佔中」者一起特赦以達成大和解。胡志偉的建議之所以引起極大關注，是因為他是「泛民」中首次提這個建議的人，作為民主黨主席，分量更重。

　　但這個建議由他提出來卻非常不當。這是因為，「佔中」落案預約拘捕檢控的名單中，有多名「泛民」的黨派領袖、立法會議員，以及長期的「泛民」支持者。胡志偉也跟隨「佔中三子」自首。由他提出要求特赦，頗有個人或黨派利益政治交換之嫌。找一個德高望重、立場中間、對政治介入不深的人士提出，才是合適的做法。胡志偉此舉極端缺乏政治智慧。在政治上，還有幾個原因令其方案不可行。

　　首先，目前有一些「佔中」「旺角暴亂」者已被判刑，一些刑罰還相當重。但被判刑者大部分都是受鼓動的參與者，而不是發動者與組織者。無論「佔中三人」還是「旺角暴亂」的梁天琦等都尚未正式審訊。律政司大概本着「先易後難」的態度處理。但客觀而言，就是「首犯」還「逍遙法外」，從犯「死就死先」。如果一律全面赦免，對從犯而言非常不公平。

　　其次，建制派有人認為，赦免牽涉的「自己人」只有七警與朱經緯，但「佔中」「旺角暴亂」涉案人數眾多，全面特赦非常「不公平」。「泛民」一些人則認為，七警是「暴力刑事罪行」。也有人認為，「旺角暴亂」屬於暴力犯罪，不能與「佔中」混為一談，而且一些組織者「事先張揚」要「違法」，是否特赦更具爭議。這些觀點各有自己立場。

　　特赦空間與責任承擔

　　雖有種種非議，胡志偉也撤回建議。但特赦之說，若經過修正，並非沒有可行性。

　　第一，選舉之後體現出人們要求團結的呼聲。第二，由於搜證訴訟時間漫長，可能林鄭執政過了大半，相關審理還沒有結束，每次審判都會惹起爭議，等同周期性地撕裂社會一次，對修補社會撕裂極為不利。第三，「佔中」牽涉人士太多，而且有很多是議員，如果罪成入獄，很大機會「泛民」議員會「一鋪清袋」，對香港政治衝擊更嚴重。第四，很多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學生，涉案單純出於對社會的一腔熱血，但缺乏周密思考與對責任的充分認知，值得給他們一個機會。七警等也因壓力大而一時衝動，同樣應該給機會。第五，一些激進「泛民」要求廢除人大八．三一決定等才能和解，這種脫離現實的觀點意味着，他們對和解沒有誠意，政府不必過分重視，主流「泛民」不應被此綁架。

　　若對「特赦」內容作修改，變成「有限度的特赦」，在合法及修補社會撕裂方面將更有可行性。

　　例如，對已判刑的人士，包括七警，一概赦免中止刑罰；對已起訴但未裁決的人，如果並非組織者，可給予以認罪換特赦的機會。具體而言，就是如果承認某條控罪，就赦免對這條罪的刑罰；對他們不承認的其他控罪，則繼續起訴，相應的刑罰不被特赦；對尚未被落案及尚未起訴的相關涉案人士，應給警方及律政司一個合適的不太長的限期，若限期前不能提出檢控，就不再追究。這樣可以避免案件長期困擾香港社會。此期限前被起訴者，則按照第二條處理。第四，所有人的罪名都不能被洗底，這是他們應負的責任。

　　以上內容，只是一些社會人士的建議，不一定符合實際，更何況特區政府已經表明，不會考慮。但「和解」的大方向，應當努力共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