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管治班子以五年為一屆，這一制度決定了政府換屆不是適逢特區成立小慶便是大慶。今年7月1日，第五屆政府就職日，便是特區成立20周年。於是，新舊政府換屆之際，也是總結特區實踐「一國兩制」經驗的適切時機。

　　2008年是特區邁入第二個10年的開局年，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時期香港不少居民對國家的誤解開始抬頭。2016年4月19日，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趙永佳，在《明報》「觀點」版發表《解讀港人「人心背離」之謎》一文，稱「回歸後，特別是2006年之後，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比較多的人數比例是慢慢上升」。「轉捩點是2008年。在4月份的第一次調查中，有41.5%的年輕受訪者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為回歸以來最高，也是自1998年本系列調查開始以來最高。……但到了下半年，10月份結果出來，我們見到認同感轉勢向下，大跌至33.8%。雖然2009年下半年曾經反彈，但2010年又再逆轉。自此就拾級下跌。」

　　趙永佳教授認為，身份認同問題主要存在於青年。「其中一個深層次因素，應該是我們的國民教育走錯了方向。要知道香港的信息自由流通，不可能令年輕人只知道中國好的一面。中國是發展中社會，必然充斥着各種的不足，就算主流媒體沒有『加鹽加醋』，中國也必然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我們沒有『準備』青年人去理解中國的種種不足，當他們接觸那些負面因素，取得一個負面印象……對她愈離愈遠。」

意識形態磨擦越來越大

　　「如何令他們立體、冷靜地理解中國的方方面面，而不光是向他們單向宣傳中國的光明面和情感認同，不單是未來香港國民教育的重點，甚至可能是維持『一國兩制』的關鍵。」

　　如何評價香港的國民教育，筆者與趙永佳教授有不同看法，暫且不論。值得重視的是，趙教授的分析，可引申一個觀點：隨着香港與內地交往愈益深入，如何客觀全面地認識國家，對於「一國兩制」至為關鍵。

　　至今，香港原有制度仍基本保持不變，香港與內地在制度層面的相互區隔與20年前特區成立時基本一樣。然而，兩地經濟一體化不斷拓展，內地居民以旅遊、投資等方式大量進出香港，使兩地不同意識形態產生越來越大的磨擦。

　　關於這一點，在剛結束的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中也充分顯現。4月8日，曾經為曾俊華助選的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講師袁彌昌，在《明報》「觀點」版發表《「曾俊華現象」與新型民粹政治的崛起》，稱：「中央以至林鄭月娥本人可能對佔整體市民50%至60%的曾俊華支持者，寧願選擇休養生息，也不支持強調經濟發展與民生的林鄭，感到大惑不解。而脫歐公投的例子恰恰讓我們認識到，人民可以為了更充分的政治代表和一個更重視他們的社會，而犧牲他們的經濟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支持留歐的人說穿了只為了個人的經濟利益與便利，反而支持脫歐的人卻作出了取捨，情願放棄利益也要追求驕傲、歸屬感、社區、身份、家的感覺等——這些放到曾俊華的競選工程上面，同樣完全適用。」

尊重理解各自不同文化

　　筆者不以為香港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的某種現象，可以簡單地與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相提並論。但是，這次競選確實反映香港相當一部分居民，尤其是青年，滋長本土主義情緒和思潮。本土主義有香港本身的原因，也在相當程度上同香港與國家的意識形態的磨擦相關。

　　妥善處理香港與國家意識形態差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個10年「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所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

　　首先，必須清醒估計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意識形態既通過人員、商品、服務和資本的流動而傳播，又獨立於人員、商品、服務和資本而長期存在。前一個特點，使香港與國家主體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磨擦無處不在、無孔不入。後一個特點，使香港與國家主體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磨合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實現。

　　其次，必須準確實施解決這一問題的措施。不能因為意識形態的阻力而放緩香港與內地經濟一體化進程。香港必須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否則香港將自動邊緣化而喪失既有經濟地位。在推進香港與內地、尤其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過程中，不能光顧經濟效益而忽略文化調適。

　　「一國兩制」要求香港與內地相互尊重和理解各自不同的制度，也要求香港與內地相互尊重和理解各自不同的文化。這是「一國兩制」的始點。隨着香港經濟愈益融入國家主體經濟，香港的文化必定成為國家文化的一個和融相處的亞文化。這是「一國兩制」與時俱進的應有之義。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