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上京接受中央任命，得到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及張德江接見，盡顯國家對香港的重視和對林鄭的信任。可以預期，這種信任將有助林鄭在組閣時獲得較大的空間，在執政時也能獲得市民尤其是建制派的支持。

　　但香港能否解決深層次矛盾，最大的障礙還是來自「泛民」。如果「泛民」政黨堅持「為反而反」的路線，未來五年，香港仍然會陷入政治民生停滯的僵局。「泛民」抵制政府的最主要原因是政治，其根源在於他們對《基本法》以及「一國兩制」問題的認識，與中央有相當大的差異。「泛民」始終無法端正認識或者無法接受，《基本法》所規定的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並希望藉此否定中央在諸多所謂「香港內部事務」問題上的參與。其實，絕大部分的這些所謂「香港內部事務」其實並非真正的內部事務，而是涉及中央和特區關係的事務。舉一個例子。剛過去的特首選舉，有「泛民」人士堅持認為，中央的「任命權」只是形式上的，不是實質性的，中央只能做一個橡皮圖章。這既偏離了基本法設計的原意，也背離政治的常識。

　　謹記「一國兩制」設計原意

　　綜觀「泛民」多年來堅持的三個政治議題：以「公民提名」為基礎的特首普選；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以及實現立法會全面直選。除了最後一個之外，其他兩個都明顯不符合《基本法》。在這兩個議題上，香港政府沒有絲毫的退讓空間，中央也不可能退讓。如果「泛民」堅持只有如此才不抵制政府施政，這無疑是故意開出不能令對方接受的價碼，完全斷絕了「團結同行」的可能。

　　「泛民」抵制政府的另一個藉口，是所謂擔心「香港核心價值」的流失，擔心「香港大陸化」。早在回歸之初，以陳方安生為首的「突然民主」派，就因此得到了「泛民」的「突然擁戴」。其實，保持香港的獨特文化以及維持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不僅是所有香港人的願望，也是中央的期盼，也是「一國兩制」設計的原意。從國務院歷次工作報告裏面，中央從來沒有把香港定位為「普通的大陸城市」。

　　陳方安生等人把「拒絕兩地合作交流」視為保持「兩制」的手段。到「本土運動」興起，「泛民」政客更把兩地互聯互通以及兩地居民的來往融合，與維持香港核心價值相對立，視為「兩制」的大敵。近年來「泛民」更被激進的「本土派」甚至「港獨」牽着走，成為他們的抬轎工具。以鄰為壑，故步自封，根本用錯了方法。「泛民」對諸多兩地交流的基建項目，比如高鐵、港珠澳大橋等極盡貶低與阻擾之能事。在「一地兩檢」問題上對各種建議都提出諸多反對理由，而沒有可行建議。可見，「泛民」在這些問題上，只是為反而反，根本不是秉持解決問題應有的態度。

　　其實，保持香港核心價值與文化魅力，與加強兩地交流，促進珠三角協同發展，並沒有矛盾。任何一個大都會必須有經濟繁榮作為物質保障，故香港在經濟上保持獨特與領先的地位至關重要。香港在上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成為粵語文化的領頭羊，甚至北上神州，在普通話區也風靡一時，最主要的基礎就是香港經濟繁榮。香港能否保持傳統價值與文化的吸引力，首先取決於能否保持其經濟上的領先地位。

　　回歸以來，中央竭力保持香港的優勢，避免惡性競爭，把很多項目都優先「讓給」香港，甚至惹得一些珠三角城市的怨言也在所不惜，這就是香港從區域協同發展獲利的實例。沙士之後，中央政府通過開放內地遊客自由行、推行CEPA、支持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交易中心，以及開通「滬港通」「深港通」等方式，繼續為香港創造優越的經濟發展環境。香港經濟能走出金融風暴、沙士危機以及金融海嘯等三大危機，保持增長，至今維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中央的這些支持關係甚大。這些都是兩地交流令香港繁榮的實例。如果沒有這種統一協調與兩地交流，香港要維持現在的發展是難以置信的。試想，如果沒有經濟繁榮，香港在經濟上退步到一個「普通內地城市」的水平，又何來在物質上保持香港的核心價值？

　　社會期望減少政治對抗

　　現在，中央提出大灣區規劃發展，更關乎香港未來幾十年的前景，是香港能否繼續繁榮的關鍵。珠三角經濟實力與產業升級已經全面提升，其實大灣區發展完全可以拋開香港。把香港納入大灣區是雙贏，而不是「佔香港便宜」。香港若不積極參與大灣區規劃發展，只會被邊緣化，錯失未來十多二十年的發展機會。

　　「泛民」抵制政府還因為在一些民生問題上的偏執。其實，解決民生問題不外乎涉及兩方面：一是整體經濟是否繁榮；二是分配是否公平。林鄭在她多年工作中很明顯表現出傾向支持公平分配，偏向勞工階層與弱勢群體。但任何民生政策都不可能拋開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這個前提。「當家才知柴米貴」。分配公平的同時，仍然要平衡勞資雙方的利益，要通過艱難的談判而達到共識。民生問題政治化，令香港深層次問題更難得到解決。

　　在這次選舉中，社會主流民意要求未來五年減少社會爭議，專註解決經濟民生問題。國家領導人接見林鄭，也把解決民生問題視為首要任務。這種聲音值得「泛民」政黨重視。他們需要放下不切實際的政治期望，回應社會的訴求，與政府合作一起建設好香港。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