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應七警案的判決，在警察員佐級協會等組織下，將近四萬休班與退休警員及其家屬，在警察體育遊樂會聚會，表達對量刑過重的不滿和對警員不受尊重的委屈，商議為七警籌款並提出訂立辱警罪的訴求。七警案量刑是否過重自有公論，應否為辱警罪立法也有待詳細討論，但警員表達不滿乃基本法保障的人權，警員提出的訴求毫不過分。可是，反對派政客和意見領袖不但沒有正視這種具備真實群眾基礎的怨氣，反而在無聊的枝節問題上糾纏不清，繼續煽動警民矛盾。

　　反對派政客首先指責警察聚會沒取得「不反對通知書」，違反《公安條例》。「法政匯思」成員投書認為「同佔中無分別」。「民陣」還揚言，考慮以後在遊行時也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這種指責根本不成立。《公安條例》第二條規定，如果「（集會）真誠地擬為討論屬社交、康樂、文化、學術、教育、宗教、慈善、專業、業務或商務性質的論題，而以會議或研討會形式進行的聚集或集結」則在豁免之列。這次警員聚會與一般的公司員工大會、學校研討會，甚至私人婚禮等在法律性質上無異。而且，警察在專屬警察的私人處所「警察體育遊樂會」內聚會，又豈可與非法「佔中」那樣佔據公共場所的行為相提並論？

　　無理指責警員集會

　　又有反對派寫手責備大會有警員「講粗口」，還拿出二○○五年的一個警方展開的禁絕粗口標語比賽來嘲弄警察。說髒話當然不好，但警員並非在執行公務時說，而是在私人時間說。作為一種情緒的表達方式，雖然不鼓勵，但絕非不可理解。其實，絕大部分反對派的網絡電台裏都粗口連天，甚至身為議員的主持人也如是；反對派力捧的「十優港姐」曾力撐粗口是「豪邁和直接」（麥明詩再撐師妹：女仔都可以豪邁和直接）；「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承認「我平時十分粗口」（任建峰「講粗口都要揀場合，特別阿仔喺你面前」）既然連反對派陣營「尊貴」的立法會議員、「智慧與美貌並重」的港姐、還有精英律師可以說髒話，反而去抨擊警察在私下說髒話，豈非荒謬？

　　再有反對派寫手「通識老師」庫斯克和媒體人曾志豪，把警察聚會與一九七七年警廉衝突時的警察集會相類比，指責警察「一夜回到四十年前」。這種類比不倫不類。一九七七年的集會，警察要求政府特赦以前有貪污行為的警察，那是因為他們大多此前有貪污行為，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保護。而這次警察集會，參與的警員並非有犯罪嫌疑的警員，並非為了害怕自己被追究，純粹是出於「同袍之義」，為他們認為不公義地被量刑的警員發聲，又如何能混為一談？

　　最受反對派非議的是所謂「自比猶太人」問題。一個警員在描述前線警員困境時，稱警察執勤時常受侮辱，情形有如二戰中被納粹德軍迫害的猶太人。這個類比確實不恰當。但是，他不過是一個低職級警員，學歷有限，只是出於淳樸的認識和感情，以此比喻警員的困境。只要用常理心，不難理解到他是因同情猶太人的遭遇而與己相比，絕無對猶太受難者不尊敬之意。以色列和德國領館發個聲明表示遺憾，認為發言者對歷史事實欠缺了解，言論不恰當。這是他們的常見立場，應該接受，但毋須「友邦驚詫」。

　　可是，反對派政客與意見領袖上綱上線。「民主阿婆」陳方安生誇張地指責該警員發言「過了市民可以接受的底線」。立法會議員、大律師陳淑莊，把該警員發言與「否定大屠殺」的言論相比擬（陳淑莊「誰會扭曲納粹屠猶歷史？」），指責他「扭曲屠猶歷史」，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反對派寫手「通識老師」庫斯克，寫了一篇《平庸的邪惡——從警察自比二戰猶太人說起》，轉而把香港警察在「佔中」的執法行為，與納粹屠猶者相比較。這種比較更荒謬絕倫。納粹屠猶乃系統性地民族滅絕，執行人在殺害無辜之前確實應該思考應否無條件遵從上級命令執行任務。但香港警察只是用催淚彈和胡椒噴霧等非殺傷性武器，依照法律用最低限度的武力阻止非法集會。又豈可同日而語？庫斯克的荒謬對比，連德國領館也專門發出另一則聲明，認為這種對比同樣不合適。反對派輿論場對此卻視而不見。

　　應該傾聽警員訴求

　　其實，與那個普通警員相比，庫斯克是個「通識教師」，理應對這個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其言論更應被指責。進一步，這不由得令人擔心香港中學的通識課程：通識教育對教師要求很高，如果連着名的「通識教師」的水平也如此不堪，何能教育好下一代？

　　香港警察的集會能在社會上有如此大的支持聲音，說明這是一股真實的社會態度。這些低職級的警察與大部分支持者，不是說話圓滑的政治人物，不是坐在大學和中環的精英，他們只是學歷不高的普通人，只能樸素地以平實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情感。以精英階層為代表的反對派意見領袖，看不到這一點，看不到他們的憤怒，體會不到他們的委屈，反而利用智力與學識優勢，在雞毛蒜皮的枝節問題上，對他們吹毛求疵，極盡嘲弄，顯然都是故意混淆焦點。

　　這樣做除了滿足自己的優越感，醜化警隊形象，鼓動社會上的仇警情緒，進一步撕裂社會，又有什麼意義呢？這與美國左派精英嘲弄特朗普差不多，越嘲弄他們，只能把更多的人推開。反對派中如果仍有真正關心香港前途及社會和諧的精英，應該好好傾聽這些警察的訴求和聲音，反思整個社會結構性矛盾，而不是專注於這種無聊嘴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