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是當前香港社會的最大關切，是香港絕大多數媒體的焦點。但是，不能不指出，無論是關於現任行政長官不爭取連任的評論，還是關於熱門或冷門人選的猜測，幾乎都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在急劇推進的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的全面深刻調整。

　　現在回頭去看，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以二○○一年「九一一」事件為先河。但由於那是一個恐怖事件，同經濟和金融沒有直接關聯，在政治上也具局限性；所以，直至二○○八年美國發生「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引發二○○九年全球性經濟衰退，同時，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崛起，人們才普遍意識到世界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呈現全面深刻的調整。二○一四年是另一個具標誌性意義的年份，當年，從歐洲（烏克蘭事變）到中東（ISIS崛起），國際地緣政治發生一系列重大事變。

　　二○一六年是又一個具標誌性意義的年份。先是英國「公投脫歐」，接着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殺入」白宮，標誌着西方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瓦解和西方政治體制的空前危機。

　　全球政經調整影響香港

　　諷刺的是，香港的一些翹楚居然以為，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不會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產生負面影響。例如，王永平在十二月十四日「信報博客」的文章《中央棄梁對特首選情與香港政局的影響》中稱：「未來全球政經環境極度不明朗下，卻突顯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的重要經濟和戰略價值。」難道「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不是依託倫敦和紐約而與全球金融市場相連結？英國「脫歐」帶給倫敦金融中心的不確定性，特朗普上台帶給美國的不確定性，怎可能讓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安之若素？尤其，「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的重要經濟和戰略價值」，怎可能不受特朗普上台帶給美中關係不確定性的影響？

　　香港高度依賴外貿。二○○一年十一月，世貿組織啟動的多哈發展回合談判已名存實亡。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十五周年，按照WTO《議定書》第十五條規定，世貿組織成員應於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即中國入世十五周年時，終止對中國反傾銷的「替代國」做法。但是，美國、日本、歐盟拒絕執行。十二月十二日，中國商務部發布聲明稱，中國已提出WTO爭端解決機制下的磋商請求，正式啟動WTO爭端解決程序。

　　多哈發展回合談判失敗，意味着全球多邊貿易投資一體化格局無法繼續推進。中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其權益得不到世貿組織既有制度保障，意味着全球多邊貿易投資一體化格局不只是無法推進，而是其既有結構呈現分裂。試問：在這場一邊是美日歐盟，另一邊是中國的爭議中，香港如何自處？是置身事外？是左右逢源？作為香港生命線的外貿，難道能不受影響？

　　坦率地說，我一直不同意「超級聯繫人」的說法，那是一種關於上世紀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的觀點。那時，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中國的改革開放主要面向那樣一個格局。在那樣一種格局下，香港確實起過「超級聯繫人」的作用。但是，時過境遷，如今，香港必須重新確定自己在急劇調整中的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必須堅定地站在國家一邊，配合國家在新世紀的全球戰略。

　　因此，第五任行政長官應是能夠引領香港正確再定位的領袖。香港社會，尤其政界和媒體在猜測或提議下任行政長官時，應當以正確理解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作為一項重要條件。

　　再定位的思想利益障礙

　　然而，香港在二戰後的「冷戰」時代所形成的對西方的高度開放和依賴，造成了在新世紀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下，再定位的思想障礙和利益障礙。在思想上，香港社會主流尤其上層普遍依舊受制於西方意識形態。即使其中不少人開始明白西方意識形態及相應經濟政治制度正陷於空前危機，但是，他們仍然無法從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中掙脫出來。在利益上，香港工商財經界和專業界的不少企業和個人，依然同西方國家的聯繫十分緊密。王永平認為梁振英「缺乏國際視野和人脈關係」，試問：其他被視為下任行政長官熱門人選者，誰具有洞察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的視野和相應的人脈關係？

　　近一年來，在香港，不乏關於香港如何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討論和議論，但是很少有人承認，香港其實對「一帶一路」倡議沿線的六十五個國家缺乏了解。因為，它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西方國家，香港缺乏同它們交往的經驗。在缺乏了解的背景下，仍提出一系列關於香港如何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發揮獨特作用的意見。

　　香港迫切要求下任行政長官引領香港再定位。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