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本次G20杭州峰會肩負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國際宏觀經濟協調能力，完善國際金融框架，支持經濟增長

        文| 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 程漫江 宏觀分析師 葉丙南

　　次貸危機爆發八年之後，全球經濟依然在泥淖中艱難前行。本周日（9月4日）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不僅需要進一步鞏固當前的經濟復甦成果，更重要的是通過加強全球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推動結構化改革，重塑全球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加強溝通與聯繫，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和負面溢出效應，降低經濟下行風險。中國作為會議的主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必然將在加強全球經濟協調和改革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結構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1.G20峰會已成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重要機制

　　G20峰會誕生之初主要在各國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之間展開會晤與對話，意在通過加強國際經濟和貨幣政策的非正式對話，維護國際金融和貨幣體系的穩定。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全球經濟陷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二十國集團將原有會議提升為各國領導人峰會，旨在增強相互合作，實現全球金融體系的必要改革，恢復全球經濟增長。

　　英國脫歐公投後，全球政治經濟金融格局在中長期內可能發生新的變化，國際金融市場不確定性仍居高不下，全球經濟、貿易和投資面臨新的挑戰。在此背景下，如何進一步通過規則和機制的設計，對全球貨幣事務和金融活動進行有效管理，如何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協調各種利益關係，就成為了全球金融治理對G20峰會提出的新要求。

　　G20歷次領導人峰會給危機中的全球經濟注入了合作動力，填補了傳統機制疲於應對國際經濟結構變遷所帶來的制度空白。但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全球經濟金融治理機制依然面臨諸多挑戰，仍有一些重要的國際經濟目標因為成員國的分歧而並沒有實現，如反擊貿易保護主義的承諾並沒有成為現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治理結構改革仍有待推進，G20常設秘書機構始終沒有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G20的運行效率。

　　2.本次G20杭州峰會面臨的新挑戰與新問題

　　本次G20杭州峰會肩負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國際宏觀經濟協調能力，完善國際金融框架，加強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推動金融部門改革，加強國際稅收和反恐融資合作，通過採取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等多種政策工具，提振市場信心，支持經濟增長。

　　首先，G20峰會面臨如何加強政策協作並促進結構化改革以提振持續弱於預期的全球經濟。當前全球貨幣政策寬鬆已達極致，發達國家相繼實施零利率政策，啟動多輪非常規量化寬鬆政策，歐日近年來甚至轉向負利率政策，但全球經濟復甦依然乏力。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緩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發達國家結構化改革與經濟轉型緩慢，金融政策失調日益嚴重，歐盟和日本在繼續執行量化寬鬆政策後，不惜進入負利率的「非常規」貨幣政策領域，國際貨幣匯率大幅波動，為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新的風險。

　　歐洲難民潮、英國脫歐、土耳其軍事政變等地緣衝突，都將繼續抑制歐元區本就乏力的復甦進程。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各成員國之間存在的經濟分化、文化差異及不統一的財政政策，為歐元區政治經濟環境增加了不穩定性；「安倍經濟學」對日本經濟增長的刺激後勁不足，年初以來全球風險波動和對日本央行貨幣政策空間有限的預期帶動日圓大幅升值，極大地壓縮了日本出口企業利潤；雖然美國經濟復甦勢頭相對較好，勞動力市場保持了穩健復甦的態勢，但今年以來全球經濟的疲弱增長和金融市場的頻繁波動，數次打斷了美聯儲的加息進程，拖累了美國經濟的復甦進程。

　　全球經濟復甦乏力反過來加劇了區域貿易摩擦、地緣政治衝突和社會內部矛盾，貿易保護主義、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明顯抬頭，對國際經濟金融治理形成新的挑戰。由於極致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解決全球經濟的結構性問題，而全球結構型改革和財政政策配合面臨新的挑戰因素，如何加強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區域合作、防止國際風險、避免以鄰為壑政策、降低負面溢出效應成為本次G20峰會的討論重點。

　　其次，G20峰會將進一步加強構建全球金融安全網，解決新興市場債務風險上升問題。新興市場過去多年受益於美國量化寬鬆政策，以及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溢出效應」，發展迅速。但隨着美元升息周期到來和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新興市場國家普遍面臨流動性環境與經濟周期「錯配」風險，經濟下行周期與本幣貶值壓力顯著上升，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國面臨債務風險上升的危險。

　　過去依賴商品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在外部需求低迷的情況下難以為繼，而想通過結構轉型實現出口多元化則短期內難以實現，新興市場經濟的復甦之路並不平坦，跨境資本不穩定性很容易造成資產價格和流動性環境大幅波動。金融危機證明了僅憑以IMF為主的救助機制難以保證救助實施的有效性和資金充足性，後危機時代需要構建更加完善的全球金融安全網。2010年G20首爾峰會曾明確提出要構建一個更為靈活的、多層次的、適用於不同類型國家的全球金融安全網，但遺憾的是這一議題此後進展緩慢。本屆峰會也將支持巴黎俱樂部作為主要國際官方雙邊債務重組平台，來討論主權債務問題，並支持巴黎俱樂部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

　　再次，G20峰會仍需關注並解決全球經濟格局巨變之後國際治理機制改革滯後的問題。從1999年G20部長級會議誕生，到2008年G20首次峰會召開並被委以應對金融危機的重任，世界經濟的實力版圖發生了巨大變化。G7整體GDP佔整個世界GDP的比重由1999年的66%降到2015年的47%，新興市場經濟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則從1999年的19%上升到2015年的39%。

　　伴隨世界經濟版圖變化，國際社會不可迴避的問題是加快國際經濟金融治理秩序的改革，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7月份在成都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表示：「G20應繼續推進IMF第15次份額總檢查，進一步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份額佔比……呼籲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進行更多合作，並不斷完善IMF貸款工具。同時，應擴大SDR的使用，人民銀行已發布了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外匯儲備、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資料，正在研究發行SDR債券的可能性。」

　　在當前全球經濟低增長的新常態下，面臨局部地區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G20杭州峰會為全球主要國家領導人提供了一個互相對話、共同合作的契機，有助於進一步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加大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支持，避免競爭性貶值和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構建開放、穩定的全球金融體系，從而進一步穩定全球經濟政治金融環境，支持經濟增長。

　　3.中▉國藉／國籍▉此峰會提升國際影響力，努力建立全球治理新秩序

　　中國經濟經過多年快速發展，進入「三期疊加」階段，增長階段轉換、結構轉型推進和前期刺激積累的債務壓力帶動經濟增長持續下行，GDP增速由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6.9%和2016年上半年的6.7%。英國脫歐後，中國面臨更加複雜和多變的國際經濟政治金融環境，也對中國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帶來了挑戰。

　　本次G20峰會是IMF宣布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之後，中國所舉辦的第一次大型國際會議，而今年10月份包含人民幣的SDR貨幣籃子也將正式投入使用，人民幣在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將進一步提升，中國也將更多地參與到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事務中去。此外，美國的「重返亞太計劃」、菲律賓所謂的「南海仲裁案」在一定程度增加了中國對外交往和跨境貿易投資中的挑戰。中國需要借助G20的平台，加強同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溝通和合作，穩固市場信心，消除市場誤解，鞏固對外開放的成果，也為「一帶一路」倡議順利實施提供有力保障。

　　中國是世界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夥伴、也是全球化和多邊主義的積極宣導者。中國作為今年G20峰會的主席國，將發揮重要領導力量，與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展開合作，承擔起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共同責任，在支援全球化進程和多邊貿易體制中發揮主渠道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將進一步加強以強勁的、以份額為基礎的、資源充足的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支援國際組織應發揮更大引領和協調作用，通過新的份額調整反映新興的活力經濟體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地位，按照一定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賦予發展中國家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話語權和投票權，逐漸實現平等的投票權，支持多邊開發銀行採取行動，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發揮更大作用，支持全球經濟可持續增長。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