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印度的「世界辦公室」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可以互為依託\資料圖片

　　獨立後的印度為了維持國家穩定，中央政府必須維持國家整體經濟的均衡發展，並將中央的權限下放到地方各個邦，追求「多樣性的統一」。「印度式民主憲政」決定了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必須用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時間進行全國整體推進，同時中央政府財政支出的過度分散會造成孟買這樣的大城市負擔過重，基礎設施不完善，結果就是印度政府需要在國內各集團的矛盾中尋求平衡和委曲求全，以包容性增長為原則的改革進程緩慢。\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邵宇

　　戰後印度經濟發展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1947-1990年期間，印度經濟體現了尼赫魯總理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並在「尼赫魯─馬哈拉諾比斯模式」經濟模式為指導下，以公營企業和重工業為基礎發展經濟。在1960年代，印度已經建立起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實現了「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發展模式，到1980年代，印度的高等教育擁有300萬在校大學生，高等教育入學率快速提升。充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與政府對科技的重視，使得印度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中走上了信息服務業的道路。

　　第二個階段是在1991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在1991年左右，自由化經濟改革開始，同時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減輕了財政負擔，印度的經濟開始加速前進，目前正處在城鎮化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上升周期中。在基本解決了人口高增長帶來的吃飯問題後，以拉奧政府為代表的由「內向型經濟」轉向自由經濟改革之路，積極鼓勵發展高科技行業，放開私營部門許可證限制，鼓勵私營企業與外資參與到原本公營企業壟斷部門中。

　　轉型出口導向經濟

　　2014年莫迪政府上任後，繼續延續前屆政府的思路，推出了「印度製造」的閃亮口號，標誌印度已經開始向高端製造業與信息服務業為代表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轉型。

　　儘管印度經濟近年來高速增長，它的經常帳戶與財政依然持續了雙赤字的局面，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樣面臨工業結構轉型升級與國際收支失衡的困境。印度依然貧窮，它的人均實際收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數國家都要低，國內居民消費能力嚴重不足，使得消費內需推動產業升級的經濟政策難以執行。另一方面，印度的服務業和製造業也很難效仿以德國、日本和中國為代表的經濟模式。

　　在「全球化3.0」停滯的時期，這個國家創造貿易順差的「出口導向」發展模式面臨了三個困境：第一，全球金融危機後，消費國的需求內卷化，導致全球其他經濟體（包括製造國和資源國）的涓滴效應下降，使得世界很難再容納一個類似中國那樣的出口導向型新興市場國家；第二，印度的政府部門低效腐敗，基礎設施不完善，電力供應不足且價格昂貴，這使得工業製造和運輸成本很高；第三，受到印度勞動法案限制，企業難以解僱工人，同時各邦間勞工很難流動，這使印度勞動力成本並不低廉，很難利用其人口紅利的優勢。

　　雖然印度已經成為全世界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但大多數人生活條件改善速度非常緩慢，社會的不公平在加深，普通人很難享受到經濟改革與全球化的成果。如果將更加貧窮的孟加拉國和印度進行比較會發現，在2011年印度的人均收入是孟加拉國的兩倍，但是在預期壽命，兒童營養領域，衛生設施和一些教育指標上，印度都落後於孟加拉，更不必說中國、俄羅斯等其他金磚國家了。

　　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截至2014年，印度的12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深陷貧窮，26%的人是文盲。印度的高速增長來自於以信息技術、金融、用戶服務為主的外包業務推動，然而從這些業務和產業的增長獲益者多為掌握這些領域所必需的高端科技知識與技能的知識精英，很難惠及下層人民。當擁有知識的社會精英們得以施展才華時，底層民眾卻因為基礎教育的缺乏很難在城市裏找到工作。由於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匱乏，經濟增長加大了貧富差距與社會不公平，人口紅利難以轉化為有效勞動力供給，反而長期將成為南亞社會的負擔。

　　印度文化中忍耐與自豪並存，這裏的宗教使人通過相信命中注定的道理從而得到安慰，他們檢驗人的質量的標準是忍受命運擺布，而不是決定自己命運的能力；印度教又自成一體和自命不凡，在眾多印度教徒眼中，一個人如果不是生來就是印度教徒，就永遠得不到這種宗教所帶來的舒適和有保證的地位。

　　這種忍耐使得印度人可以忍受社會不平等，忍受落後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而印度的文化自豪感又讓它一直追求其「在南亞次大陸凌駕一切的地位」。面對近年來的經濟繁榮所賦予國民的自信，印度國內一直存在「龍象之爭」的論調，前印度海軍總司令謝卡瓦特和海軍參謀長普拉卡什的觀點是這種聲音的一個代表：「中國和印度是亞洲同一戰略空間內的競爭對手，無論兩國現在有多和平，貿易往來多頻繁，利益上的衝突無法避免。」

　　中印演繹龍象之舞

　　中國引領下的「一帶一路」希望將中印關係發展為「龍象之舞」，而非「龍象之爭」，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前所述，印度人口結構優勢並沒有形成經濟發展的紅利。發展程度上，中國的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而印度只有3203美元，還沒有達到中等收入國家5000美元的底線；效率方面，中國每個經濟活躍人口2014年GDP為1.72萬國際元，高於印度的0.99萬國際元。教育方面，中國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5年，而印度僅為4.4年；在各類教育的入學率上，特別是初等和中等教育，中國都領先印度。這意味印度不能提供足夠技術熟練的工人對中國產業進行有效替代。

　　中國的人口紅利來自於內地民眾大規模遷移到生產力更高的沿海城市，人們轉移到工資更高，更具生產力的工廠崗位而不是務農。印度卻將國家視為一個大的內部群體的社會福利提供者，它通過農村就業保障計劃鼓勵農民繼續種田，而不是通過擴大商業和就業機會來保持社會穩定，但它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能否支撐其在新興國家中最為慷慨的福利計劃令人質疑。

　　印度「碎片化」式的政壇使政黨趨向於迎合選民而缺乏長遠的規劃。印度仍然是一個各邦具有獨特身份，中央政府相對弱勢的聯邦。選民們越來越不寄希望於中央政府來解決他們的問題，而經濟改革的動力越來越多地來自印度29個邦的首長，這加深了印度民主的隨意性，把經濟政策蛻變成了一種變化迅速的社會潮流。

　　兩國市場互為依託

　　印度的「世界辦公室」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可以互為依託。印度的經常帳戶赤字曾經也如同消費國美國一樣超過GDP的4%以上，並不是因為它花起錢來大手大腳，而是印度目前的製造生產（出口）能力低於資源和設備消費（進口）能力。近來歐美經濟緩慢復甦帶來軟件業需求的回升，大筆全球量化寬鬆資金從西方國家流入，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印度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仍持續繁榮，但它仍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

　　在發展的早期階段，通過借鑒或照搬領先國家的技術和管理工具，新興國家可以相對容易地縮小與富裕國家間的差距。但在達到某一點後，就需要開始依靠自身進行創新和發明。印度公共債務對GDP之比是70%，在發展中國家中處於最高水平，它已很難通過財政赤字投資拉動經濟，而是希望更多轉向消費與出口以促進增長。在這一基礎上，印度作為商業和高科技外包的世界辦公室，而中國作為世界製造業工廠，兩國都擁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來為彼此提供需求，而「一帶一路」戰略顯然為彼此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