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九日上午，張德江委員長對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說，大家同坐在一條船上。作為中央主管港澳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他在香港期間反覆闡述的道理是，“香港號”必須始終保持“一國兩制”的正確航向。

　　在五月十八日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張德江指出：“當初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構想，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問題，就是要在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前提下，照顧香港的現實，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遭遇空前挑戰

　　然而，“一國兩制”是沒有成功先例可資借鑒的偉大探索，香港特別行政區從成立第一天起，“香港號”就航行在一片不明的水域。經過近十九年航行，各方面制度和機制的缺陷以及深層次矛盾逐漸暴露，堅持“一國兩制”的航向遭遇空前挑戰。

　　“香港號”不是單獨或孤立航行的，她是國家龐大船隊的一員，所航行的水域上還有其他國家或地區的船隻。在最初十五年的航程中，反對派企圖把“香港號”當作西方改變中國龐大船隊航向的衝鋒艇。從第十六年航程開始，隨?這個企圖的破滅，“港獨”勢力抬頭，企圖將“香港號”拖離中國船隊而完全駛入西方。

　　所謂“空前挑戰”不只是就“港獨”勢力愈益囂張而言，更是在於香港社會對“港獨”反應麻木、建制遏止“港獨”乏力。

　　在意識形態上，無論“本土自決”還是“港獨”，都與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有深刻淵源。這是香港社會對“港獨”反應麻木的根本原因。

　　在政治立場上，一些建制人物其實認同反對派，他們曾經指望“佔中”逼中央接受“真普選”，而今期望“港獨”逼中央同意“香港號”返回最初五年的航道。

　　“香港號”最初五年是航行在強調“兩制”忽略“一國”的航道上，那是因為她是以脫離英國船隊為啟航點而加入中國船隊的。然而，古希臘哲人早就說過，人不可能涉足同一條河流兩次。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香港號”。時至今日，若干建制人物仍然深深依戀他們在那段航程上的際遇，不無“刻舟求劍”的荒唐。

　　進入二十一世紀，“香港號”駛入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的水域，必須與國家船隊的航向一致。“一國兩制”的要義在於，“香港號”依然保持與國家船隊內地成員在制度和機制上的特殊設置。

　　但是，相當一部分香港居民認為，“香港夢”不同於“中國夢”，“香港號”的航向不可能也不應該與國家船隊保持一致。他們是混淆了“夢”的“虛景”與“實景”。“虛景”是指價值觀，“實景”是指經濟。香港不少居民依然與西方“情投意合”，但是，香港經濟卻必須也只能同國家一道發展。

　　必須融入國家主體經濟

　　請問，究竟是什麼因素推動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來，再度發展轉口貿易並且把本地製造業基本遷往珠三角？難道不正是香港經濟與內地經濟共同發展的需要？而今，國家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貨物貿易國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香港經濟豈能脫離或背離國家經濟另謀出路？

　　香港社會因“本土主義”“去中國化”情緒而排斥內地遊客，導致香港旅遊業和零售業進入寒冬。回春之術仍然是“解鈴還需繫鈴人”。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剛起步，不可能蜷縮於本土一千一百平方公里這彈丸之地，何況內地若干大城市（如北京），已被越來越多國際同行視為創新科技的搖籃。香港高樓價問題的根源，是香港經濟過度依賴地產業，治本之道在於依託內地，展開產業結構調整。一部分香港居民可以“躲進小樓”做他們與西方情投意合的“夢”，但是，香港經濟必須融入國家主體經濟，才能變夢想為現實。

　　另一方面，近十九年曲折的航程證明，妨礙“香港號”保持正確航向的，除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因素，還有制度、機制和人才結構的因素。

　　香港擁有特出的經商和專業服務人才，但是嚴重缺乏政治人才，更稀罕具有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能力的人才。推行管治班子政治問責制的教訓，挑選行政長官的窘迫，都反映了這一點。既航行在不明水域，又缺乏卓越的駕駛者，“香港號”前進的姿態豈能不搖搖晃晃？

　　《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指基本制度和基本生活方式，並非“九七”前所有具體制度和具體生活方式。這是已為實踐所反覆驗證的常識。由於制度和機制的缺陷對不同階層或群體的利益和觀念的影響不同，調整或改革制度和機制帶來的影響也不相同，有關爭議不斷。香港政治人物和居民除非心存離港之念，否則，都不可從己方固有政治立場和觀念出發，僅基於自身利害得失，來評價具體的制度和機制，以及對這些制度和機制的調整或改革措施。不能把“香港號”航行中的問題簡單化地歸咎於“一國兩制”，更不應把責任完全推給國家。

　　資深評論員，博士